汉代事役结构及其实现方式——以堂邑《要具簿》《逋簿》为中心

“事”是人地合一条件下农民受田于国所伴随徭役义务的制度称谓,内容复杂,故“筭”人定“事”,秦律“定名事里”、汉律“筭事”、《要具簿》“定事口”“定事筭”均是其体现。“筭”是计算、核查、登记,“筭”的结果著于名籍,是为“事筭”。编户民七至十四岁有少年之事,十五岁开始服成人之事,傅籍至老免服“正卒”之事。“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是指地方每月有更役、国家每年有戍役和力役,农民有每月应更役、每年应戍役和其他力役义务,并非每年一次性服更役一月,一生当郡兵一年、做卫士或为戍卒一年。授田制瓦解,人地分离,农民“事”的实现方式货币化而有“更赋”“口算钱”等常税,但农民仍有服役义务或另交代役钱,农民负担合法地加重而陷于绝对贫困化。《逋簿》记载西汉末年农民缴纳口钱、赋钱的同时缴纳更卒钱、戍卒钱、卒更钱,是事役货币化的真实记录。     

"三事"考

“三事”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职官。周初的“三事”泛指管理职事之官、管理司法之官、治民之官,“三事大夫”是这些官员的总称。西周晚期的“三有司”指司徒、司马、司空,其为“三事大夫”之长。春秋战国时期,“事”、“吏”字型相近而易混,故“三吏”应为“三事”之误。     

抗日战爭期間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淪陷区設立的中日合办事業

通过设立所谓中日“合办事業”的投资方式来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是日本帝国之义者的一贯伎俩。关于中日“合办事業”,张雁深同志的“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業”侵华的历史”(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孔经纬同志的“九一八前东北的中日合办事業”(史学月刋,1959年11月号)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和探讨。由于张、孔二同志都是把论述重点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阶段,而对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史实则未曾论及或语焉不详(张著中仅用了三页的短篇幅来略加叙述)。所以,本文拟专就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设立的所谓中日“合办事業”来加以叙述和初步探讨。     

“闲情四事”里的宋人风雅

<正>“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这是宋人吴自牧在其南宋城市生活笔记《梦粱录》中所记载的宋人“四事”。宋人“四事”或“四艺”,作为琐碎日常中最为触手可及的娱乐或雅事,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文人雅士、达官显贵,都能在其中找到生活的趣味与惊喜。2022年9月16日至2022年12月18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了“闲情四事——插花、焚香、挂画、喝茶”特展,     

中华版《旧五代史》考证(4)

《李存信传》传系年先“大顺中”,次“明年”,后又曰“大顺二年”,殊不偏。考击张濬于平阳,平潞州,以康君立为潞州节度使三事,皆大顺元年事,因知“大顺中”当为“大顺元年”或“大顺初”之误。“明年”当是大顺二年,然下文复有“大顺二年”。考传“大顺二年”下武皇略地山东,李存孝谋叛皆为景福元年事,是又知“大顺二年”为景福元年之误。又存孝被诛在乾宁元年三月,讨王行瑜在二年夏,史自大顺二年以下不标年号,牵连而书之,易使人误认为都是大顺二年事。     

从出土“算”、“事”简看两汉三国吴时期的赋役结构——“算赋”非单一税目辨

两汉三国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徵发赋税和徭役。“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徭役的义务。“算赋”意为“以算课徵赋税”,而非单一税目。算赋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赋役场合的“事”为动词,意为“服事”。长沙吴简“口。事。”的“口”指户内家庭人口总数,“事”指有赋役义务的口数,包括7—14岁交纳口钱的口数和有“算”义务的口数,相当於後代的“课口”数;“算。事。”的“算”指有“算”义务的口数,“事”和天长汉简的“事算”一样,指实际服“算”的口数。“算”、“事”簿籍按月统计、制作。     

民俗词语探析

民俗词语即负载民俗事象的词语,也包括了少部分兼表民俗事象的词语。前者如“春节”“端午节”“踏青”“踩生”“抓周”“赶庙会”“耍龙灯”“烧周年”等,后者如“红布”“红枣”“栗子”“桃枝”等。它们是民俗事象的语言符号化的载体。     

南宋播州路的形成和研究

在贵州古代史中,南宋时曾设置一“播州路”和“播州路安抚司”。这件事《宋史》虽是提了一下,但记述不很具体。《宋史·地理志》说：“端千三年（公元1236年）,复以白锦堡为播州,三县（北宋大观时播州领辖的播川、琅川、带水三县）仍废。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复设播州,充安抚使。”“安抚使”是宋代路一级行政机构中的最高长官。《宋史·地理志》的“嘉熙三年,复设播州,充安抚使”一事,已明确记述嘉熙三年设置了“播州路”和“播州路安抚司”。关于这件事《杨文神道碑》中有一段具体的补述。该《碑》说南宋“淳桔”时,杨价之子…     

《金史·王翛传》考证一则

《金史·王翛传》曾载王翛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和明昌二年(1191年)两次“同知大兴府事”.经查阅有关史籍,本人对此颇有怀疑,因抒管见,求教方家。(一)大定二十九年,王翛未“同知大兴府事”。《金史·王翛传》载:“章宗即位(大定二十九年),擢同知大兴府事。”《金史·张大节传》载:“章宗即位(大定二十九年),选授河东路提刑使,未赴,留知大兴府事。”两处记载互相矛盾。《金史·百官志》载:“大兴府,尹一员,正三品。同知一员,从四     

吹拉弹唱“雇事人”

在甘肃陇东,有“雇事”这样一个职业群体。陇东人口把戢嫁娶、老人过寿等红白喜事的庆典活动,统称为“过事”。“过事”有一个自古相传、必不可少的环节和习俗,就是必须雇请民间艺人前来奏乐表演,称之为“雇事”,故把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称为“雇事人”。     

嘉定十七年十月徐谓礼转官非因“进宝赦恩”

据最近出版包伟民、郑嘉励整理编着《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纪有嘉定十七年（1224）十月二十八日，徐谓礼的寄禄官由承奉郎升为承事郎事（页3）。转官原因，整理者认为是“进宝赦恩转官”（该书“前言”）。     

武术曾被称“国术”

“武术”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泛指军事,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武术”。“武术”一词的普遍使用,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1911年在青岛就有“中华武术会”的组织,1917年北京有“武术传教所”,1923年4月在上海举行了“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可见从1911年以后,武术的名称逐渐为社会接受。     

潘敏峰 我宁愿从未这么有钱

“你以为是钱的事吗？十几年的夫妻,蔡达标不择手段地把我一对儿女抢走,这件事对我的伤害等于杀了我十遍。钱根本都不重要,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江淮侠义军的反袁问题

江淮侠义军起义,《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十一号)把它作为“土匪起事”列入“中国大事记”。后来国民党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编辑《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时,根据《东方杂志》的记载仍把它作为“土匪起事”系日编入《长编》,并把袁世凯政府派兵镇压江淮侠义军攻下定远事,称为“官军克复定远”。迨1959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事记》(吉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才为它初次正了名,称为“乡民起义”,但还不够确切。因此,根据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的有关记载,补述一二。江淮侠义军,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安徽合肥、定远等地出现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原安徽     

宋辽金元史籍简介(续)

六、《三朝北盟会编》 二百五十卷,南宋徐梦莘编。这是专记自政和七年(1117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攻宋毙命,上下四十五年间宋金交涉与和战的编年史书。所谓“三朝”,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是指与北方金朝的外交活动与和战。“会编”指明本书是一部史料汇编。全书分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卷,记宋钦宗靖康年间事,中帙末有诸录、杂记五卷;下帙一百五十卷,     

建筑明器的意蕴及其审美特征

建筑明器特指中国古代用于随葬的各种“建筑模型”,它虽属“有物而不可用”之列,是“事死如侍生,事亡如侍存”礼制思想支配下的随葬品,但却又是最贴近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形似”之物.     

博学多才 谦谦君子——记陈永正先生

陈永正先生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主席达十年,去年又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在历任省书协领导人中,当选为全国书协领导职务的他是第一人。但陈永正首先是一位学者、诗人,然后才是书法家。他说书法只是他的“馀事”;馀事尚有如此成就,其“正业”就可想而知了。     

我为改革开放存史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又一次回想起那桩“我为改革开放存史”的事。那是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的事儿,那一年我们夫妻俩双双退休不久,就以发挥专业特长的姿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投身到计划中的“徽州文化”“黄山大事”“黄山名人”“徽州民俗”等系列文章的采写、拍摄工作中去。     

周恩来下令解开杨子荣身世之谜

“在我们国家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杨子荣这样的人或事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完。”“我想到杨子荣家中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推销伦敦

2009年,英国商界因为金融危机而一片阴籀。履新不久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问愁眉不展的企业家：“眼下,我能为你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推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