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司马迁的游历

司马迁一生的游历有三次：一是二十壮游;二是奉使巴蜀以南之游;三是扈从武帝之游。司马迁的行旅实践活动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对古代文化及旅游文化的积累作了重要贡献。司马迁的史学成果无不与其“游”密切相关,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无不与其“游”密切联系,司马迁的学识是在其“游”中得到了锤炼和升华,司马迁正是从“游”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游”使其知识得到印证,使其感情得到升华。     

《屈原列传》新探

司马迁于秦火之余收集屈原的材料,并“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作实地考察,写成了《屈原列传》,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屈原事迹的宝贵史料,其功不可没。然后人读《屈原列传》,却褒贬不一：褒之以为千古奇,贬之却责其叙事不明,意不贯,甚至认为司马迁不作《屈原列传》,或疑屈原其人之有无。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聚讼纷纭、没有定论。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三书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都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就其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或正确、或错误,或偏颇。刘、章两人还对《史记》创设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     

武田泰淳的文学发端

武田泰淳不仅是一位热衷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是日本文坛“战后派”卓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本文旨在通过对武田特殊人生历程的分析,客观审视其第一次战时体验和评传《司马迁》的创作背景,以期更加清晰地阐释武田文学的发端及其现实意义。     

司马迁的"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司马迁的《史记》 ,“凡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为《太史公书》。序略 ,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给后世文人特别是编辑人、出版人多方面的精神滋养。一　崇高的名山追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 ,是以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知识来影响社会和政治 ,“太上立德 ,然后立功 ,然后立言”。“三立”之中 ,最现实可行的是“立言” ,或传道授业 ,或著书立说 ,或从事出版活动。武帝时代 ,全国统一 ,…     

刘邦歌诗

一、击筑慷慨歌《大风》,泣血深情悲《鸿鹄》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割记》中批评司马迁写《史记》不大重视文献记载,对“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较之班固《汉书》,这的确是《史记》一个缺憾。但司马迁自有收文标准,对于自认为特别美好特别关键的文献,记载得就特别详细。比如刘邦的两次唱歌,既录其歌词,又记其背景,细节生动．氛围感人,千载之后读之,犹闻其声,可见其在司马迁心中的分量。     

结构、文本、叙事:《十二诸侯年表》与《史记》编纂新论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上起共和元年(前841),下迄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谱列365年间的历史变化。《年表》中的诸侯次序显然经过司马迁的精心考虑,它之所以与《世家》的顺序不同,源于司马迁采取了表面有异而实则相辅相成的排序标准。详考《年表》的文本内容,会发现《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在多方面呈现出同构性。以《年表》为基础,司马迁在相关《本纪》《世家》中"嵌入"了大量叙事文本,对这类"嵌入型文本"的详细分析不仅可以促进《史记》编纂过程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关于"十二诸侯"的历史叙事主线进行考察。在结构、文本与叙事的视角下,《年表》与相关《本纪》《世家》的关系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解读。     

《史记》写作对后世的启示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是司马迁的倾心巨作。司马迁创建的纪传体写作模式更为后世的史家所采纳,成为传统官修史书的写作体例。纵观《史记》全书,贯穿着司马迁的许多写作理念,如,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家思想、注重"人"的色彩、在写作人物时保持客观性、力求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分析《史记》的写作思想,对我们现在的历史写作亦有重要启示。     

谈司马迁是河津人

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司马谈的经历和成就(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     

论鲁迅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意蕴

鲁迅在小说集《呐喊》与《彷徨》中塑造了＂五四＂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他用独到的眼光和视角写到了一群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如《药》中的夏瑜;投机取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如《头发的故事》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端午节》中的方玄绰以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作者通过塑造他们的形象,写出了＂五四＂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启蒙者对革命启蒙的厚望。     

李陵,没有伟业能和做个忠臣相比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五千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二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生产经营思想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司马迁以不同于历代封建统治的眼光为人们的逐利求富活动进行辩护,特别是他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生产经营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当有东方朔代撰《序略》考论

以司马迁自撰为前提来解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存在着诸多疑问.诸如,为什么作为尊称的“太史公”在同一篇中兼指司马谈父子二人?司马迂前文声言《史记》为“述”而非“作”,为什么后文小序解题却皆言“作”?“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一句,目前流行的几种点断皆难圆通; “拾遗补艺”之语,亦与司马迁写作宗旨极不协调;此外,前后文亦有相互重复之处.本文从上述诸问题质疑入手,结合桓谭《新论》、《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杨恽传》所载东方朔、杨恽与《史记》的关系,指出:自篇首至“诸神受纪”,为司马迁自叙家世生平及著书缘由宗旨,其后为东方朔“平定”之文,自称代为书写《序略》.其内容包括评介司马迁生平及著书宗旨、体例构思,排列各篇顺序并作解题.篇末所缀一句,当为杨恽所增.若此,则上述诸疑皆可冰释.     

让“太史公”魂归故里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一颗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颗是与《史记》齐名青史的《资治通鉴》。前者是司马迁编纂,后者是司马光编著。司马迁与司马光,都崇尚名节、光明磊落、忍辱负重、忠君爱国,都为丰富和充实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宝     

《史记》人物容貌品评与人物形象类型化刍议

《史记》申司马迁重视人物容貌品评,为文学人物形象塑造提供两条类型途径：恶人有恶貌;好人有美貌。由于存在较多特例,司马迁又修正自己的容貌观念,超越外在形貌束缚,重视人物的道德品质、历史功绩、社会影响等让人生价值得以延续的本质内涵,从而开辟了塑造文学形象类型的第三条途径：矮小丑陋的形象却因高尚的道德品质、巨大的历史功绩或深刻社会影响而更令人尊敬。     

从编《诗》方式与目的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提出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地提出的,其中"删诗"方式如"去其重"、"上采……,中述……,至……"等其实是司马迁自己的文献编撰学之体现;而"删诗"目的,如观历史盛衰、见微知著和成王道义法等,也是他自己的文献编撰思想与《诗经》学思想。故《史记》言及的"孔子删诗"一事乃司马迁在延续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献编撰学、《诗经》学思想而提出来的。     

历史上的虞姬没有自杀？

《霸王别姬》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虞姬这个人？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应该是真有其人,因为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以及司马迁的《史记》都提到了虞姬这个人。陆贾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楚汉争霸时代相距不远,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司马迁的平民意识

阅读《史记》,我们会感到其中许多篇章都蕴涵着司马迁强烈的平民意识：《太史公白序》阐明要死得有价值即重于泰山的生死观;《滑稽列传》写下层人物;《李将军列传》要求统治者任贤使能等等。具体说来,司马迁的平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一篇最早的史学史论文,论及中国史上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略古详今,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即司马迁与《史记》)作重点分析研究;着重于史家的思想倾向,并注意史家的撰史才能,肯定司马迁叙事行文准确、生动,可称“良史之才”。此论上承扬雄、下启班氏父子,标帜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