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所见商代曾国

曾国在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由甲骨卜辞结合西周金文、考古遗存、锡料来源等多方面来看,商代曾国地望应该在两周时期曾国位置,即今湖北随州,曾国与商王朝是睦邻友好的军事同盟关系。学者曾引用一些卜辞中的"曾"并非作为地名或国名使用,而是一种副词用法,因此不能据此来说明商代曾国的地理位置。此外,商代曾国也难以断言族姓,与夏代姒姓鄫国的关系还需探讨。     

晚商西土考古学文化变迁与社会管理的认识

晚商时期的西土包括今豫西、晋南、关中的大部分地区。考古资料显示,该地区以陶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殷墟文化面貌差别较大,但不同墓地大、中型墓葬的形制特点及随葬品等方面又与殷墟相似。结合历史文献及殷墟甲骨文记载分析,其因可能是周人、先族、匿族、鬼方等归附于商王朝的古族或方国,进入西土地区所致。由此说明,晚商时期西土地区出现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与考古学文化及族群的剥离,实质是早期中国由血缘王国向地缘国家转变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关系研究的新课题。     

试析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同——以三星堆和吴城城址为例

三星堆和吴城城址是长江流域两个商代重要方国的都邑,二者平面布局、建筑特点和文化内涵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与商王朝的都邑与军事重镇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甚至在考古实践中还存在商代方国都邑与商王朝军事重镇不易区分的问题。本文以三星堆和吴城这两处明确的商代方国都邑为例,对比分析方国都邑和盘龙城城址等商王朝军事重镇的异与同,以期深化对商代政治地理结构的了解。     

■公簋与商周■族及其称谓问题

■公簋及其铭文对研究晋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认为■公所属族是作为殷商遗民而随唐叔虞封唐迁徙而来,并随晋侯燮夫迁徙于晋。族为商代重要族氏之一,与商王朝联系紧密,其地望近于戈族地望,在陕西泾阳附近。■公簋中的唐伯和■公均非爵称。     

试论郑州隞、亳、管之地望

本文综合出土文字、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推断敖(嚣)的地名源于商代"舌"地,其地望位于今郑州市西北郊区;郑州商城所在郑州市属文献记载"亳"地;文献记载西周封管,最初写作"G",与"(阝舌)"存有联系,地居亳、敖之间。     

夏代晚期韦、顾、昆吾等方国地望研究

探寻夏代晚期东方地区韦、顾、昆吾等方国的地望,应遵循六项研究原则。分析发现,现今有关三方国地望的各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弊端或疑窦。郑州地区完全符合探寻三方国地望的六项研究原则,把三方国地望确定在今郑州地区最为适宜。由于今郑州市区、荥阳大师姑、新郑望京楼等地分别发现了大型方国城址或中心聚落,文献又有三地分别为韦、顾、昆吾三方国故地的记载或旁证,而且这三地的方位还符合商汤伐夏由东往西或西南的路线顺序,故三方国地望分别位于此三地的可能性很大。     

略论北京昌平区白浮墓的族属问题

北京昌平区白浮西周墓出土了带有"其祀"的铭文以及"■"和"■"的族徽,表明该墓地是商周时期"其"国首领或贵族墓葬。其族属既不是商人也不是周人,而是当地土著部落方国"其"族人。结合其他甲骨文和金文来分析,"其"国作为一个部落方国,在商周时期与中原王朝是一种由敌对、臣服到最终融合的政治关系。     

竝方国族氏考

本文运用殷周甲骨卜辞与殷周金文方国族氏徽文字互证的方法,对殷周时期的“竝”方国进行了综合研究,考证出“竝”方国的地望在今河南固始附近。     

说西周金文中的“霸”与“格”——兼论两周时期霸国的地望

本文主要通过字形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西周铜器铭文中作族氏称谓的"霸"与"格"所指实一,之前所谓的"霸国"或"霸族"与以往见于铜器铭文的"格国"或"格族"所指亦同,即为文献所载的春秋时期的潞国之前身,系殷商时期西落鬼戎的支系,其地望西周及春秋早期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一带,春秋早期以后约在今晋东南的以潞城为中心的黎城、长治一带。     

五国部越里吉地望考

辽五国部各方国地望乃千古之谜。以往,诸家多从满语求译五国国名,探寻其地望,数十年收效甚微。今尝试用赫哲语破解越里吉国名,得其译名为"上江"国,再结合其他史料佐证,认为越里吉国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松花江沿岸。其国都邑所在,即后世金代之五国头城。     

西周五服制的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既往对西周服制的研究集中于服制形态的居多,而对西周服制的建构及其反映的国家结构形态与国家治理研究不足。西周王朝以建立五服制的方式建构国家结构形态,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治理。周成王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建立起甸服:第一,册命王朝大臣,赐以管理大小不等的土地和数量不等的若干族群;第二,划出特别的区域安置征服的异族与历史上遗留的姬姓族邦,设立邦君及其臣僚,管理这些族邦。周成王以赐命、封建的礼仪,建立大小不等的诸侯宗族体系,形成侯服、宾服。周成王举行会盟诸侯、方国的典礼,将征服的淮夷、荆蛮划为要服,戎狄划为荒服,使要服、荒服亦融入到周王朝国家之中。由是周王朝建构起以周王为天子,西部以宗周五邑为中心及甸服内朝臣、邦君宗族为主,东方以成周为中心的甸服朝臣、侯服宾服诸侯,南部、东部蛮夷方国,西部、北部地区戎狄方国臣服于周的国家结构形态。周王朝通过册命礼仪赐朝臣采邑,册封诸侯封地,纳方国于要服、荒服体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宗周地区、成周地区及地方诸侯体系和边疆方国地区的治理。     

卜辞之曾地望考

殷墟卜辞中所见的商代之曾,是商王朝外服的附属国族之一。考古学证据表明,叶家山曾国的时代不早于西周初年,而晚商的汉东地区亦难纳入商王朝的统治范围。通过对相关卜辞地名的考订可知,曾之地望并不在商王朝南方的随枣走廊内,而应该位于殷都以东的今山东平阴一带,《左传》宣公十八年的齐地之"缯",与卜辞中的曾当为一地。     

试论商代黄河三角洲地区盐业生产的控制

商代晚期开始,商王朝开始开发渤海湾沿岸海盐资源,形成大规模的盐业产区。商代渤海湾盐业生产可以古济水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小区。为加强对盐业生产的控制,商王朝在两个小区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形成由军事控制中心、盐工生活及盔形器生产区、盐业生产遗址相配合的大规模的盐业生产区。商王朝派驻"亚醜"等族进入渤海湾地区,同时利用归附的"戎"、"纪"等当地土著,牢牢控制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盐业开发权。     

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古文字材料,对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的年代及商周“长”族地望进行了探讨,认为古“长子”在今山西长子县西郊,各地与“长”有关的族氏与地名中,出于三晋的可能源于“长子”故地及留在原地的一部分遗民,出于其它各地的可能属于长氏分族。     

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

以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体系、横向纵向联系紧密的聚落群网状分布形式构成了商代的聚落模式。这种聚落模式体现了商代统治者“体国经野”和“立君利群”的政治内容:金字塔式的聚落等级模式体现了商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城的修建和内部区划体现了有力的社会调控机制,聚落群的形成体现了商王朝聚落迁徙的全民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王朝强大的政治强制性。商代聚落模式还蕴含着统治者关注农业生产和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聚落内经济区域建设的因素:商代聚落体系的择立要素和聚落内涵体现出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经济景观,商聚落体系经济地理位置的优选体现了聚敛矿产资源的经济管理景观。商王国及各方国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从属与依赖关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商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殷商时期的小臣

殷商时期的诸多辞例中有"小臣"。时贤对其多有研究,但在"商代小臣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其实,商代的小臣是一批后备人员。在内服方面,商王朝主要从这批人员中选拔商王朝的重要官员,可能与"臣扈"、"臣沚"等商王朝的重臣相比还处于成长和训练阶段,故被称为"小臣"。这批后备人员有的来自外国族,有的是商王子嗣,还有的是女性。他们担任的职务各不相同,商人往往在"小臣"上加上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或所来自的国族来区分他们。在外服方面,商王朝常从内服小臣中挑选成员回他们所来自的国族担任军事首领。通过内服小臣训练外服军事首领是商朝控制方国的手段之一。这些人员在身份显赫之后,仍然用"小臣"称名,因而出现了商代小臣纷繁多样的现象。     

春秋时期的吴、徐国家关系

一、吴、徐的各自文化溯源 "吴"、"徐"是<春秋经>、<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春秋后期今江苏境内领土毗邻的诸侯方国.春秋后期,两国始有交集,且两国国家关系呈现出反反复复的复杂状况.     

周都“西郑”地望考

古本《纪年》所载西周穆王以下的都邑“西郑”与“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郑”实为一地,郭璞、臣瓒等以其地在今陕西华县一带,通过对存世金文资料的梳理,结合文献记载,笔者认为周王朝中后期的都邑——西郑的地望在今陕西凤翔一带,而非陕西华县。     

河南正阳出土“禽”铭铜器初探

正禽族是晚商王朝的一个重要方国和部族。他们的文化面貌如何、他们的聚居地在哪里、他们与商王朝是何等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探索和研究的问题。在以前的著录中也有部分"禽"或"亚禽"铭文的青铜器资料(1),由于资料少而零散,且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最近几年,在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发现一处商代墓地,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其中有相当比例的青铜器上都有"禽"或"亚禽"铭文,为深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将以     

周代“千亩”地望考

文献记载中的周代"千亩"有二:其一,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即今陕西省境内;其二,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晋国,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前者"千亩"之地名是随周人从后者迁移而去的,并且两地都与周人农作文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