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经历了保守叙事、批判叙事、新修正主义叙事、"受害者"与"抵抗者"叙事四个发展阶段。隐藏在此进程背后的是历史学家们史学良心与政治使命的纠葛。经过七十余年自我拷问式的思考,德国历史学家们最终通过政治使命的升华,实现了二者的完美契合。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个体记忆史料价值的批判及其局限——以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希尔伯格为中心

在西方史学界关注事件如何被回想与建构的“记忆转向”下,个体记忆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被重新发现。但来自普通人、强调情感与伦理价值的个体记忆,同样带来了如何认识其中的历史真实、如何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面对个体记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纳粹大屠杀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对其持谨慎与批评的态度,并从视角与材料类型的局限性、内容的疏漏以及需要警惕的扭曲等方面对它的局限性做出全面的分析,但他也重视犹太人隔都主席等重要人物具有档案价值的日记。希尔伯格对个体记忆的批评建立在重构论的史学观念基础之上,并且因为没能及时更新史观与方法论,从而造成了史料认识的片面性,但他的观点也提醒学界应当更为辩证地认识个体记忆的价值及“记忆热”。     

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向

卡罗·金兹堡的"微观史"实践含有强烈的史学理论指向。他针对小人物心智的细致考察拓展了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视野,发现小人物也有大智慧。这对精英史观的片面预设形成质疑,但史料匮乏使关于大众意识的历史影响的分析难以进一步深入。金兹堡强调关于小人物的意识研究应深入到文化意义上的个性化阐释,反对只关注意识共性的心态史取径,然而他将个别小人物的心智特性比附为大众群体共有的文化属性的策略有以偏概全之嫌。金兹堡批评计量方法的局限,认为基于口述材料的阐释性叙事在呈现大众文化史方面更为有效。他的论说揭示了叙事在交代细节和还原情境方面的特殊作用,明确了计量和叙事在长、短时段研究中的各自优势。总体看来,金兹堡的论说使一种多元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变得较之以往更为令人信服,即历史本身是一种多相性且异质性的存在,因而不可能期待凭借单一的视角、模式、方法就彻底地对其进行解读。就此而言,历史学不应再追求自然科学式的自我整合,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更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和解释工具,使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历史事实得到解读。     

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叙事与历史建构

新时期以来,南京大屠杀成为众多影像文本叙事的重要内容,甚至出现了专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以此揭示、控诉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进行了各方面的叙事探索,通过历史资料的影像证明、个体命运的共同体建构、超越民族的叙事立场、国际化叙事等方面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进行了影像建构。同时,这些电影也凸显了南京大...     

德国史研究理论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11月19至21日,德国史研究理论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名学者及武汉地区高校的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会议,提交学术论文18篇,就德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及研究的视角与方法等进行了交流和讨论。一、德国的战争历史反思问题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者们很自然地关注德国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德日的不同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朱忠武认为德国对战争历史的反思是实践历史反思的成功范例,德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战后纳粹国家机器…     

《良心与使命之间:战后德国历史学家的纳粹史叙事转变》

正(《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及统一后的德国关于纳粹历史的叙事经历了很大转变。纳粹史的书写不仅能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同时亦是历史学家史学良心及对自身政治使命定位的映照。战后至今,德国历史学家的     

纳粹史叙事与民族认同——战后七十年联邦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

战后七十年,纳粹史叙事经历了多次模式转换,从民族神话叙事到批判叙事,再到多样化叙事和未来的欧洲叙事,历史学家们承担起了历史"公共性"的使命,突出了历史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功能性地位。在此过程中,德意志民族也获得了集体归属感和行动能力的基础。     

从民族国家建构神话到多元化视角叙事——以淘金热史为例看澳大利亚史学研究之嬗变

考察澳大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变化,为学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史学理论的整体嬗变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淘金热史先是作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被整合进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建构,随后它又进一步被推崇为澳大利亚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宏大叙事或现代化史学的典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又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史学界反思批判历史发展阴暗面及其代价的重要对象,如今它日益成为澳大利亚历史研究中多元化叙事的代表性议题。澳大利亚淘金热史研究的变化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对澳大利亚史学研究的塑造。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澳大利亚历史书写中的人与自然:以殖民农业史为中心

殖民农业史提供了考察澳大利亚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可靠视点。澳大利亚历史书写的演变受制于社会发展和学术风向。殖民地时期以来,殖民农业史先后被纳入帝国边疆论、民族主义叙事、殖民批判和人地互动四种主要的研究框架中。在既定框架下,农业开拓议题最初被嵌套进"征服自然"说,又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时期被纳入"利用自然"的民族主义进步书写。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和文化危机,殖民农业史成为澳大利亚历史学界反思殖民进程引发的生态破坏,恢复和重塑少数族裔生态地位的重要步骤。近来它又成为澳大利亚史学超越进步主义与殖民批判语境,反思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主要内容。     

论克罗齐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

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系统地体现了他的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自由的历史。克罗齐在历史书写中的"当代性"体现为其中蕴含的三项论证:批判帕斯夸莱·维拉里等人对那不勒斯历史的实证主义解释,将那不勒斯认同纳入统一之后的意大利国家认同轨道;从自由史观出发书写意大利史,表达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抗议;反思破坏欧洲自由制度的非理性主义力量,论证伦理道德观念进步是历史进步的核心。自由史观、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进步史观、批判根据自然因素解释人类历史的实证主义,是把握克罗齐的历史书写实践的核心线索。历史学研究贯穿于克罗齐的学术生涯始终,尽管体现出唯心主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克罗齐对意大利与欧洲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挑战,以及如何选择未来发展道路等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专业的史学分析。     

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

本文尝试从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评述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发表的记忆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尽管研究议题趋于多样化,但都表达对记忆政治性、叙事本质以及展演性的关注,具体表现在对纪念景观空间叙事的文本政治学分析,大尺度记忆场域中的记忆构建主体多元化、空间占有与反抗以及记忆创伤等记忆政治议题,个体记忆如何被身体贮存、携带甚至时空迁移并通过身体实践而被再次激活等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空间与人口结构剧烈变化背景下,如何借鉴与应用西方记忆地理学相关理论,更深入地剖析具有本土特色的案例素材,应成为我国记忆地理学未来发展方向。     

以力统礼——试论清华简《系年》的深层叙事结构

史籍的叙事结构不仅受其体例的影响,更深受其作者观念的影响。通过与《左传》进行比较,我们认为在深层叙事结构上清华简《系年》不同于《左传》的"以礼统力",而是呈现"以力系事"的特点:涉礼不论礼,叙事不以礼为评,将力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系年》因此形成客观叙史的文本面貌,直观展示历史事件的本质,为读者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从集体叙事转向了个体叙事。通过个体叙事或个体经验来理解现实社会多样性的做法,为民俗学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互动式"叙事研究是关注个体叙事的重要视角,它强调从讲述者和听众的互动关系上分析叙事的过程及意义。就具体学术实践来看,"互动式"叙事研究在关注个体叙事,尤其是"可得性叙事"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即"资格"和"移情"。"资格"主要谈论的是谁有权利讲述故事,而"移情"是对于"资格"主张的反诉。     

后大屠杀时代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演变

纳粹大屠杀的惨剧深深震撼了基督教世界。战后初期,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即开始了初步的反思,后经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及其后一系列会议的推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基督教大体上完成了对传统的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转变轨迹,主要体现在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陆续发表的诸多文件上。这些文件谴责了基督教反犹主义,解除了有关犹太人杀死耶稣的指控,恢复了犹太人作为上帝选民的神学地位;确认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历史渊源,对耶稣以及早期基督徒的犹太属性表示认可;认为历史上基督教对犹太教长期的教义诋毁,是导致纳粹大屠杀的一大根源,并对基督教会在大屠杀期间的冷漠表示歉疚。后大屠杀时代基督教的反思历程反映出其勇于自我更新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向度,也为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对话提供了借鉴。     

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正>编者按:自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问题,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史学理论范式,有的学者称之为"后-后现代史学理论"。董立河教授根据近年来的相关论著,对"后-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理论背景、主要论题和学术指向作了述论。他指出,在"后-后现代史学理论"阶段,西方学者除了继续探究"叙事"等后现代问题外,更为关注"记忆"、"经验"、"在场"、"行动者"、"证据"和"普遍史"等问题。左玉河教授的论文主要讨论口述史中的"记     

历史与记忆

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中关于记忆问题的探讨为我们关于史学的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一视野下,记忆超越单纯个体心理的层次获得了作为脑外"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在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层面上,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对历史记载的单一性提供了重要的补益,同时,史学文本的宏观视野对于历史记忆的微观局部性和片断性亦显示出认识上的优越性。在认识论维度之外,历史记忆诉诸历史正义的道义性是其十分显著的特质,于此凸显史学科学性与道义性维度复杂的张力关系,历史科学性不能成为漠视道义性的理由。最后,在历史与记忆关系上传统的历史本位立场之外,对人生有意义的历史终究要落实在人间的历史记忆中,从而彰显记忆本位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关注历史记忆所能带给我们的一点理论启示。     

洛夫乔伊观念史的意义与局限——以其浪漫主义研究为考察对象

洛夫乔伊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念史以及"单元观念"的研究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该研究方法已经渐趋式微,其意义与局限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本文着重分析洛夫乔伊对浪漫主义这一重要思想观念的研究,旨在反映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演变、意义与局限。洛夫乔伊认为,在诸多研究语境下,浪漫主义已经成为过于复杂含混而空无所指的词汇,在其研究后期,他更认为对浪漫主义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研究同时反映了"单元观念"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本文将观念史放在其发展时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以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该研究方法;同时也表明在思想史研究中,观念史研究代表了关注观念本身内涵变迁的内向视角,应当与对观念整体的运用和解读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