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罗马帝国与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史编纂

<正>“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2))以上是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这一表述未必是伏尔泰的本意,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承认,“德意志帝国是法国最强大的邻邦”。⁽(3))但上一表述流传甚广而成为“共识”,从而遮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中欧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论断”,     

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塑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16世纪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神圣空间建构及其影响

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徒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法国的群体结构,引发了神圣空间内的频繁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教堂这一至关重要的神圣空间当中,还延伸到了城市的世俗空间之内。近代早期神圣空间的建构经历了从观念边界的形成到仪式与象征物赋予特定空间神圣性意涵和秩序结构的过程。在城市共同体内遭到压迫或侵害的少数派群体借此建构起了“想象的”神圣空间,成为其延续自身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场所;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亦依托“想象的”神圣空间,进一步压制和侵占其他群体的生存空间,最终达到完全独占城市世俗空间的目的。在16世纪法国宗教冲突的背景下,神圣空间发挥了强化空间隔离,塑造群体边界的作用,成为教派矛盾的重要体现;而神圣空间的边界也成为信仰共同体边界的一类重要表征,推动了相互对立的教派身份认同边界的成型。最终,不同教派建构神圣空间导致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边界被模糊和混淆,这一结果体现了16世纪法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向趋势。     

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时期军队蛮族化问题

3世纪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帝国发生了全面的奴隶制危机,其伴生性后果之一便是军队的蛮族化。罗马军队蛮族化由来已久,是一个渐进性、历时性的过程,3世纪罗马军队蛮族化步伐加快是其必然结果。蛮族化改变了军队的构成,军队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因素、3世纪危机强化了军队的蛮族化,并加快了这一历史进程。     

16世纪威尼斯的贫困与济贫问题

16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场普遍的贫困危机,欧洲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各种济贫措施,以缓解贫困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天主教城市共和国威尼斯也不例外。通过颁布济贫法和改革大兄弟会等旧式救济组织,威尼斯引导宗教慈善组织朝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从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近代济贫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贫困问题造成的压力。威尼斯的经验表明,在推动近代早期欧洲济贫活动世俗化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而非传统上认为的宗教因素。     

斯特拉波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世界”

斯特拉波是生活于公元前后罗马东部行省的希腊地理历史学家。其《地理志》叙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及各地区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将罗马征服以来的"世界"面貌集中呈现出来,迎合了帝国初期自罗马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的需求。同时,他充分吸收并批判继承希腊学者的研究,尝试探讨人类居住"世界"的范围及其边界等问题,成为古希腊地理学传统的集大成者。《地理志》由此展现出两个相互联系却不完全重合的"世界",这源于斯特拉波兼顾帝国整体利益和地理学专业研究的考虑,显示出他将希腊学者所知的"世界"嵌入到罗马征服和统治的"世界"中的努力。《地理志》的文本证据表明,斯特拉波笔下的"世界"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展现了作者对帝国初期希腊—罗马文化聚合趋势的感知。     

“帝国基本法”与统治的契约化——契约观念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1500—1521)

1500-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是1495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帝国改革"的继续。"帝国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妥协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帝国基本法"的1519年《选举让步协议》,使得帝国皇帝的统治契约化和帝国阶层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促进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1521年发布的"沃尔姆斯敕令"使更多的宗教因素混入"帝国改革"和帝国宪法的发展。从契约观念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状况以及其"帝国改革"。由于帝国阶层和皇帝都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这一时期的"帝国改革"并未取得较多的成果,但是通过"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在制度形式上具有了更多的"近代性"。     

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新探

对于16世纪“价格革命“的原因,过去往往局限于货币数量论,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本文则通过对气候和人口、商业和市场、信贷发展几个因素的考察,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指出价格革命有更复杂的背景和原因,这些多元因素与价格运动相互作用,影响了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道路。     

“神圣君权”与帝王神迹

"神圣君权"是君权神圣化的前提权力的神秘化,尤其是帝王权力的神秘化,是前现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君权神秘化是君权神圣化的必要条件;君权神圣化则以"君权神授"为根本前提。在基督教统治下的前现代欧洲,上帝的授权是君王权力神圣性的依据。托马斯·阿奎那说:"没有权柄不是出自神的。"这种君权神授观念,就在世界历史已经翻开新页的近代初期,仍为各国君主死死抱住不放。1610年,英国国王詹姆     

公元1—2世纪罗马帝国的巡察机制

罗马帝国巡察机制是针对行省管理构建的一种监督模式,始于奥古斯都时期,至公元2世纪中叶完善。它的架构包括中央巡察机制和地方巡察机制两部分;巡察内容覆盖行省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在运作上坚持中央集权与行省自主巡察的原则,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互相沟通、充分监督、高度统一的巡察网络。罗马帝国的巡察机制是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维护中央集权和提高行省管理效能,是古代帝国将巡察与国家管理有机结合的体现。     

“神圣知识”与“神授”说

藏族学者旺秋所写的《在漂泊的生活中——介绍<格萨尔>说唱艺人桑珠》一文里,有这么一段生动的记述,我摘录如下: “有一次,他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打猎,当爬到山腰时,天下起了毛毛雨。他找了一个躲雨的山洞,躺在那里。不一会儿进入半睡半醒的蒙眬状态。这时在眼前出现了许多谜一样的东西。桑珠带着恐惧的心     

16世纪和17世纪前期英国的流民问题

就历史发展而言,流民问题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16世纪开始的一个多世纪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英国流民问题突出。流民问题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并成为英国政府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个时期流民有哪些特点?流民的状况怎样?鉴于失业、贫困、流浪问题是所有国家在经     

探访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60多年前,两万五千名“二战”中的欧洲犹太难民在逃亡中来到上海。他们和中国邻居们在虹口区提篮桥的里弄中共同写下了一段传奇般的历史。今天,许多当年的犹太难民回到了这块绝望中的希望之地,感慨万千。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片见证了战乱中人类温情的历史街区在新世纪的开发大潮中险些被拆除。在有识之士们振臂疾呼下,这一处没有屠刀、鲜血和弹片的战争遗产终于被保留了下来。     

寻找“张家口的犹太人”

一座黄土墙,高耸而厚重,在我眼前巍然屹立。它如城垣般护卫着里面的子民,在春日的晨曦中,显得格外威武。     

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16-19世纪澳门“黑人”来源考述

本文通过对大量中西文资料的整理、分析和考证后认为,16—19世纪澳门“黑人”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东南部非洲(包括西北非洲佛得角群岛)、伊朗(主要指霍尔木兹)、印度(主要指科罗曼德尔)及马拉巴尔、孟加拉、马六甲及帝汶。     

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的动因析解

16世纪西欧发生的"价格革命"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它的原因,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往往侧重美洲进口金银的影响。事实上,"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是"价格革命"最深刻的根源。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气候、人口增长、粮食供应等因素则对"价格革命"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     

关于东西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崩溃问题

“五世纪■罗马帝国在内部奴隶起义与外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很快地崩溃了。但在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也有同样的情况(内部奴隶起义与外部蛮族入侵),为什么它不但没有崩溃而且在六世纪初期还有力量向外发展?」现在我根据柯斯铭斯基的(大学教材)和谢苗诺夫的(师范学院教材)著作以及个人的体会把这个问题讨论下,以供参考。罗马帝国是建筑在奴隶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的奴隶经济最发展的时期是在公元前后两百年间。到三世纪以后,罗马的奴隶社会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即: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经济情况的各异,这个危机对于罗马帝国东西两部的影响也各有不同。罗马帝国的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是在公元三九五年。东西两部各有     

救助犹太囚犯的“中国神医”

很少有人知道 60年前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 有一位手术台前的中国“辛德勒” 他冒险救助了40多名处于生死边缘的犹太囚犯 让他们重获新生 他被犹太人称为“中国神医” 1985年德国政府授予他“国家大十字勋章” 他就是曾留学德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裘法祖[编者按]     

英国的1753年《犹太法案》事件

1753年英国的《犹太法案》旨在给极少数外国犹太人以英国国籍,但这项顺产的法案却随即招来相当严重的政治风波,并很快夭折。这一事件既导致了佩勒姆政府在1754年大选中的失败,同时也促进了英国犹太族群内部的团结和使自身融合于英国的努力。它是对18世纪英国基督教徒犹太观的一次集中验证和展示,是近代英国入籍问题争论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18世纪英国各种大众政治运动和社会骚动中的一个显著事例。也是国教徒的民族和政治认同观念在18世纪依然强大到不可撼动的一个突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