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阿吉纽西审判与雅典民主政治

阿吉纽西审判历来被视为民主可能破坏法治的经典案例。但透过对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等记载的深入分析发现,将军们在救援落海水手过程中,存在处置不当、救援不力的过失,导致雅典因非战斗原因大量减员,激起了雅典人的不满。在审判过程中,受命负责救援行动的泰拉麦奈斯及其支持者卡利克塞努斯等人利用雅典人的愤怒,在议事会提出非法议案,又利用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变化,两次击败了公民大会从法治途径解决问题的努力,致使六名将军被处死。这场审判与其说体现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不如说是希腊城邦固有弱点,使得精英阶级利用政治经验和势力以及民主政治的宽容,突破了雅典城邦的法治壁垒。阿吉纽西审判的发生,是长期战争对城邦制度的压力、将军们的失误以及精英阶级操纵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古希腊罗马城邦与先秦城市比较研究——从东西方古代商品经济关系透视城市本质特点

以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结构、特点为界标,来框定东方历史的发展,在文明与城市发生科学和城邦制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强调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有相同的城邦;西方有古典民主政治,中国有与之相同的“公卿执政”的民主时代及城邦是人类社会“一切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是“泛城邦论”强化“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学术认识观之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从公共空间的视角 ,对古希腊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及其空间进行历史的解读 ,可以看到它们所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与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因而体现出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 ,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 ,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     

狄奥尼索斯崇拜与雅典民主政治

在雅典,狄奥尼索斯崇拜等宗教活动与城邦政治彼此和谐地交融在一起。狄奥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会等级界限、增强社会成员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过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对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梭伦改革前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大量地出现在瓶画等艺术作品上。庇西忒拉图时期,建立了城邦共同庆祝的城市酒神节。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酒神颂歌比赛成为融合各部落团结的重要手段。而在雅典民主政体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城邦对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城市酒神节成为表达城邦意识的主要场合。     

雅典执政官任用程序的历史考察

执政官曾是雅典权重一时的官员,但是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它的任用程序几次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贵族议会直接任命最终发展为民主式的抽签选举,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影响和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城邦最高官员沦落为普通公民都可担任的职务.整个过程实际体现了雅典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逐渐过渡,因此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缩影.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外来法官与希腊化时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变化

希腊化时代意味着希腊城邦民主体制的衰落,亦见证了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由于掌控司法权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故而,在希腊化时代任用外来法官对希腊民主政治造成极大的影响。一方面,任用外来法官为城邦免于内部冲突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任用外来法官使公民逐渐丧失公私司法权,这为城邦上层分子掌握司法权开辟了道路,也导致了希腊民主政治的衰落。本文通过对《普里埃奈铭文》（53）、《马格奈西亚铭文》（90）及《普里埃奈铭文》（50）3篇铭文的研究,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多方面的论证。     

试析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同

苏格拉底审判被认为是雅典哲学家与民主政治冲突的典型案例,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苏格拉底与雅典民主的一致之处。苏格拉底将父子关系从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认为公民是法律的产物,公民的出生、成长、教育都仰仗于雅典法律的规定。他之所以能自由地从事哲学事业,也是拜法律所赐。为了报答城邦,公民就应该遵守城邦法律、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并使用自己的"特殊禀赋"为城邦服务。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特殊禀赋"就是做一只教育公众的牛虻,叮咬雅典这匹懒惰懈怠的马,这也是履行公民职责、报答城邦的一种方式,符合雅典人共同的政治理念。因此,苏格拉底的哲学与雅典民主是兼容的,而审判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偶然事件。     

论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差异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一种理论认为,在古代,非专制政治尤其民主政治仅仅存在于西方,广大的东方自古以来即奉行专制主义。近几十年来,史学家们陆续在古代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等地发现民众会议、贵族或长老会议以及选举等等相似于希腊罗马城邦政治的制度或其残余或其...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演说家是古希腊城邦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雅典尤其如此。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既是城邦制度的产儿,也推动着它的不断发展;既享有体制内的"特殊话语权",但也受到它的严格制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努力维护公民权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消解着体制本身。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

试析古代雅典民主产生的条件廖学盛为什么在公元前６世纪至公元前４世纪的２００多年里,在古代希腊存在过雅典这样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是全世界众多学者长期探索而迄今未取得共识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本人对于产生古代雅典民主的历史条件的认识,也在深化和完善。在关...     

协商民主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的运用与发展研究——以四川省A村为例

协商民主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不仅有着现实的生存土壤,而且对于实现村庄发展与破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协商民主既有特殊的存在形式——家族议事会,而且还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要提升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的水平,既要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要合理引导协商民主的发展,并培育协商民主健康生长的土壤。     

试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

第90届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举办于公元前420年。其间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一是斯巴达城邦被禁止参赛,二是雅典贵族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赛场上大肆炫耀他个人的财富。本文通过对这两个事件及其背景的解读分析,将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与当时希腊的城邦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分别论述了赛会中的希腊城邦关系以及城邦贵族这两个层面的内容,证明古代奥林匹克赛会不仅在宗教和体育史范畴内具有意义,其中更蕴含着多方面的城邦社会因素,与古代希腊城邦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梭伦改革的原因探析

梭伦改革的必然性是雅典贵族政治不能再继续下去。经济上,贵族政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贵族政治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上,贵族的腐败无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邦的实力,甚至危及城邦安全。雅典复杂交织的矛盾,在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氛围中催生出梭伦改革,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古希腊城邦疆域及其权力秩序

疆域是古希腊城邦组织的基本要素。古希腊城邦疆域一般由城区和乡村构成,不同城邦疆域的构成及居民分布差异较大。城邦疆域的边界不易确认和划定,存在自然山川、人为建筑以及悬置的边境地区等复杂形态。疆域不仅体现城邦的空间秩序,还反映了城邦的权力秩序。在城邦内部,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绑定在一起,疆域变动与城邦内部权力秩序密切相关。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除固定的本土疆域外,均拥有受各自权力支配的“城外疆域”,这是它们在古风和古典时期主导希腊城邦秩序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