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

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坚持传统史学史的路数,继续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身份,认为古典史学与现代西方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和承接关系;另一种则质疑希罗多德的著作具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剥离出来,并由此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这两种研究路径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各有其优缺点,有必要相互借鉴。     

守正创新,仁者之心——《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撰写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根据刘先生个人求学治史历程分为四辑,即"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是其从哲学角度对史学理论问题思考的最新成果。2019年5月15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京师学堂举办了《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     

继承传统 超越传统——小议西方史学传统及其多重意义

<正>一、西方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学传统也是这样。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立史学之前,它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前希罗多德时代"。西方史学传统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那里。正如英国史家柏立所说,在《荷马史诗》中,就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这与后来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探究",确有文脉相通、相互传承的历史因缘和联系。这之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显露的"时序"观念;这之后,爱奥尼亚散文史家显露了理性批判精神。     

跨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对话王晴佳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林漫和邓家力于2015年7月22日对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王晴佳教授进行了学术访谈。访谈主要围绕着"近二十年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与历史书写"的项目内容展开,包括当前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世纪之交西方史学理论的变化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跨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王教授在访谈中提出,当前史学有两大平行发展的潮流,但其共同之处在于突破近代西方为我们建立的知识架构;后现代主义并非被超越了,而是很多观念已经被内化于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批判,这与后现代主义有一定关联,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需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出发,这是一种唯物史观的方法;跨文化研究对当前的历史写作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可以提出很多新的选题;全球史研究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而需以具体的历史写作展开大量的实践性研究;在中外史学交流中仍然存在着"不对称"的问题。现将访谈内容刊发以飨读者。     

论“历史的碎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宽泛,研究课题日益多样化。西方部分史学研究者从历史研究领域极大拓展的现实中,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处身于“历史学爆炸的时代”,于是,就从“整体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念出发,用“历史的碎化”来概括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现状,并就此提出质疑和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评介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现状时,对于“历史的碎化”现象同样表示关注,尤其“整体地把握客观历史”的观念在中国史学界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对此现象更是高度警觉,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历史理解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

<正>个人、社会、机构、规则、民族、国家等等,每一种在历史中生成并于现在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历史性。一切事物的历史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历史性。~((1))对历史的更好理解是人更好地认识世界的一种必要基础,最终服务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此而言,历史研究确实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国际关系研究同样基于历史理解。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种史学意义体系,即科学理性体系和历史理性体系,它     

比较史学何以成为可能——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初探

比较史学侧重于跨时空的历史对照研究,是一个晚近新兴的历史研究领域。刘家和先生为构建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比较史学,将"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可比性为中心建立比较类型,在对史料进行考证批判的前提下就比较对象进行深入剖析,抓住其异同的本质,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比较类型,从而把握比较对象的本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具有方法论层面的示范意义,显示出独具一格的理论旨趣,将比较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些理论和方法建立在大量具体的中外、中西史学比较成果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性,为解答比较史学在实践中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     

全球化视野下的俄罗斯史学

<正>一般来说,俄罗斯史学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段:1917年前为俄国时期,1917—1991年为苏联时期,1991年后称为俄罗斯联邦时期。苏联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史学发展中的崭新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巩固为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苏联史学中唯一的正统流派"。1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关注政治史的研究,强调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否定俄国时期和西方的史学成就等特征。     

约阿希姆的普遍历史观念

在普遍历史观念主导下看待和书写历史，是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观念大致经历了政治的、宗教的和理性的三种样态。在西方普遍历史观念从宗教演变为理性样态的过程中，12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思想家约阿希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在人类世俗历史的框架中，构建出一种类似于基督教上帝拯救历程理论的普遍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虽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其侧重从尘世生活和人的能动性角度，理解整个人世历史的演进。这使其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质，可被视为西方现代以理性为主线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原初形态，构成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论西方“历史人类学”及其学术环境

目前学界多站在西方史学脉络中、从西方史学“人类学化“的角度来讨论西方“历史人类学“。本文通过对引发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揭示,论证了西方人类学脉络中“历史人类学“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可能性,为全面理解西方“历史人类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视角。     

中西古代史学: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的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是与西方传统史学不同的另一种更高的发展形态。中西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阶段(即中国为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的古典古代)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但也应该看到,中、西的古代史学也有其共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分析中西史学的异同时,不能唯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是从(事实上,西方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也并非是一致的,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照搬西方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识论研究

中国史学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的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将近30年来,在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实概念以及如何对待西方史学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今后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以认识主体为核心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二是要大力开展历史认识机制的深入研究;三是在引进西方历史哲学方面,应该多一份辩证理性的分析态度.     

中西史学源起比较论

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国史学和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素以渊源流长、各具异彩并闻于世。这两种根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余年演化,形成了各自的深厚传统。通过比较去认识两者的特点,对于今日融会中西之长,建设当代历史科学,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对中西史学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比较探讨,自然只能对此项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

历史叙事研究成为当下中西学界历史学中的显学,也是当前后现代史学理论中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现代历史认识理论认为,史学内容的客观性与其表述的主观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为史实、史义和史文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空间,而史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历史叙事的。自史学产生以来,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求真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学术责任,把以"善"和"美"为指归的历史事实的建构和解喻作为史学实践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即在力求充分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竭力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展现自己的审美情境,体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真"的理性诉求及其影响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视野”笔谈

<正>【编者按】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     

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叙事史在西方史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克罗齐直言:"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所谓"叙述本身就是历史"盛行于史学界。但近50年来,"叙述性"史学的弊端遭到无情的揭露。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历史思维的中国模式存在吗？--一种跨文化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黄俊杰教授对界定中国历史思维特征的反思为起点,讨论了历史文化与传统进行比较与对照的方式,并探讨一些新的思考方式。文章认为,文化比较通常引起两方面的情况(一种文化遭遇另一种文化后开始自我反思),并试图界定一种历史文化,如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中国史学传统在西方被提出和感知时,它或多或少是被视作西方历史思维独特性的反例。鉴于西方学术在现代具有的霸权性影响,当今的中国历史学家也在抵制东西方的两分法。对这种两分法或两种文化的特征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其不仅相互有关,而且是暂时的。例如,当现代中国人显露出受到兰克史学的巨大影响时,他们基本上尝试去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过去,如18世纪的考据学传统,以适应变化的世界。本文主张,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赋予文化比较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特殊情境以历史意义,超越那些为重新评价某种文化中的确定要素而易被接受的特征,运用历史智慧,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