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固宝山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南部的汉中盆地曾多次发现商代青铜器,出土器物总数已逾700余件。有学者认为,这些铜器虽然分属多次偶然发现,但彼此之间关系紧密,已经构成一个具有考古学文化意义的铜器集合体,因其出土地点多位于汉中盆地东部的城固、洋县两县境内,故称之为"城洋铜器群"[1]。现有研究表明,城洋铜器群代表着汉水上游地区的一种区域青铜     

《墙盘》断代再议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于七十年代发现的微氏家族铜器群共有周代铜器百余件,有铭文的多达七十四件,这个铜器群断代的核心是《墙盘》。盘铭共有284字,不仅提到了周代前期和中期诸王,而且记载了微氏家族诸先祖,为断代提供了较多的材料。《墙盘》的时代有恭王、穆王两说,其中较流行的是恭王说。随着墙盘的断代,其子     

宁乡铜器群与新千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浅析春秋吴国铜器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本文梳理分析了考古出土的春秋晚期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吴国铜器,认为此类铜器主要有三种：吴国仿制的中原铜器、带有中原文化元素的吴国铜器、产自中原流入吴国的铜器。总体上这类铜器数量不多,中原文化对吴国铜器的影响远不及楚文化、群舒文化,而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更多的是地缘因素。     

新见金文与穆王铜器断代

本文首先分析了新见到的3件铜器：黼鼎、26年佣叔壶与28年肮簋,论证它们都是穆王时期的铜器。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两件年代有争议的铜器：24年枷簋和30年吴盔,推定这两件铜器也是穆王时期的铜器,而且是标准器。然后将这几件标准器与以往所知的穆王时期标;住器联系在一起,其得穆王标;住器13件。据此第一次提出一个王世有“标;住器群”的概念,认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重新认识穆王时期铜器的面貌,对于西周册命制度的研究,对于西周全文历谱的研究,也均具有重要意义。     

强家一号墓的时代特点

我们知道,对西周青铜礼器时代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铭文所记载的人名、地名、王世、事件的考证,结合铜器自身的形制花纹,再征引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从而推定铜器的年代;另一种是通过若干器群的分析排比,根据共存关系、组合关系以及形制花纹,再参考与之伴出的陶器从而推定铜器的年代。前一种方法采用的主要是宋代以来出土并见于各家著录的有铭铜器如解放后出土于扶风、岐山等地窖藏的铜器;后一种方法主要采用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成组随葬铜器,而这些铜器绝大多数没有说明自身年代的铭文。实际情况是:出土于窖藏中的铜器主要是西周中晚期的,而出土于墓葬中的则大多是西周早期和中期偏早的。这并     

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 论华夏文明的起源（下）

五、陶寺龙山文化的特征 和社会性质 陶寺文化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有一群由铜器、木漆器、彩绘器、玉（石）器等组成的别具自身特征而又与众不同的器物群［２２］。足以说明它的社会组织形态是一个部落联盟古国的国家载体。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下列遗存。 （一）文化特征 １．铜器 在陶寺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铜铃或铜铎,它虽出自晚期墓葬,但却是一件工艺复杂的迄今年代最早的复合范的大型铜器。由于它是合范铸造,表明陶寺铜器由来有时,是其在早期就已出现的佐证。所以我们说陶寺文化的社会已进入了文明古国,铜器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２…     

论黄君孟铜器群

最先对黄国铜器进行收集介绍和研究的是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5年出版,1958年重印),该书收录的四件黄器中,只有一件清宫旧藏的黄孙子傒君叔单鼎,传说出土于黄国故城所在的潢川县境。解放以来,黄国铜器的有发现。最重要的发现是一九八三年四月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黄君孟铜器群。我曾参观该墓葬的发掘现场,仔细观察了全部铜器,并在当地文博单位的工作人员协助下对其中二十六件铜器附著的铭文拓片手摹一过。现在就这批黄国铜器谈谈自已的意见,提供大家讨论。     

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

本文通过分析喀左铜器群的文化归属,指出大、小凌河地区的铜器窖藏应由多次自中原地区不同地点输入的青铜器组成,被游牧民族作为威望物使用,而铜器窖藏的出现和游牧生活周期相关,因此喀左铜器群可能标志游牧文化的南缘。本文列举在分析青铜器的文化归属上的器物学、考古学和人类学范式,指出只有通过行为考古学模式,才能全面复原铜器窖藏形成的多个环节。     

中山王 墓铜器四题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即中山国最后一个都城古灵寿城西发掘了中山国国君 的陵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及其它质料的器物。中山王 墓出土的铜器是战国时期北方晋系铜器中数量最多、品级最高、年代最明确的铜器群,它为这一时期晋系铜器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标准器。     

山西保德林遮峪铜器墓年代及相关问题

晚商时期,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存在一群具有地区特色的青铜器。对这批铜器年代与族属的认识,核心问题在于山西保德林遮峪所出青铜器的年代。林遮峪墓葬出土的可确定年代的铜器大都属于殷墟时期,下限并未进入西周。黄河中游南流段两岸所见的晚商时期铜器群应归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它们与李家崖文化有关。     

论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在晋和三晋乃至整个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和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关于它的年代考古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青铜器形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不可能早至公元前475年;通过与年代清楚的楚文化系统典型铜器比较可知,太原金胜村1988M251铜器群的年代与随州擂鼓墩1978M1曾侯乙墓铜器群的年代比较接近,约在公元前433年前后。从晋、楚两大文化系统青铜器和考古学文化分期来看,约公元前453年前后物质文化面貌发生较大变化,以之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分界年代更为可取。     

论游凤七器——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二

陕西省武功县游凤镇浮沱村出土的游凤七器是关中地区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的重要铜器群。游凤七器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在殷墟文化铜器群组合基础之上的损益,是"周因于殷礼"的重要表现。根据游凤七器等铜器群的空间分布可知,武功县游凤镇以北的漆水河两岸区域应是探索先周文化的重要地域。     

潢川县出土蔡国铜器补正

《文物》1980年第1期刊载的《河南潢川发现黄国和蔡国铜器》(简称《蔡国铜器》)一文中,将两座墓葬出土的十三件蔡国铜器,误为一座墓葬出土,只报道了七件铜器。读后,感到与实际情况不符,特补正于下:     

周原孔头沟遗址宋家墓地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孔头沟遗址宋家墓地是周原地区西周时期一处重要的非姬姓贵族墓葬。本研究对宋家墓地出土的56件铜器进行了金相分析,并对其中34件进行了电子探针波谱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宋家墓地青铜器全部为锡青铜或铅锡青铜,其中锡青铜比例较大,而器物铅含量整体偏低。本次分析的铜器中有两件经过表面镀锡,多件薄壁器物为热锻成型。热锻器物铅含量水平整体低于铸造器物,其基体中夹杂物含量较少,铁、硫含量低于铸造器物及孔头沟铸铜遗址铜块。这一现象显示制作这些铜器的原料可能经过有意识地火法精炼,并在配置合金时不引入铅,以使材料更加适宜锻打。总体看来,宋家墓地铜器的多项工艺与材质特征都显示其青铜制作技术体系较为独特,可能与其他西周时期铜器群存在一定差异,需要进一步结合墓葬的考古学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陕西子洲出土商代铜器

2010年11月,陕西省子洲县裴家湾镇关王岔村出土了6件商代铜器,包括鼎、卣、觚、尊、瓿、盘各1件。种种迹象表明,这批铜器的埋藏性质很有可能是墓葬。从形制和纹饰上来看,这批铜器具有鲜明的商代晚期特征。此次出土的铜器,均为典型的殷墟式铜礼器,应来自于商文化核心分布区。子洲关王岔出土的商代铜器,是近年来陕北地区出土的为数不多的商代铜器群之一,为研究商代晚期陕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

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张懋钅容一陕西省称得上是中国青铜器的故乡。从西汉迄今,青铜器层出不穷。本世纪７０年代出土最多,如著名的微史家族铜器群、裘卫家族铜器群等。以西周青铜器最负盛名。进入８０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开展较少。比较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长...     

中山王■墓铜器四题

<正> 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河北平山县三级公社即中山国最后一个都城古灵寿城西发掘了中山国国君(?)的陵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石器、陶器及其它质料的器物[1]。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器是战国时期北方晋系铜器中数量最多、品级最高、年代最明确的铜器群,它为这一时期晋系铜器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标准器。中山王(?)墓的正式考古报告出版后[2],笔者立即     

三星堆铜器的合金成分和金相研究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对一批三星堆铜器进行了主量和微量元素分析;结合成分数据结果和器物类型分析,并对部分典型铜器进行了金相观察。研究表明:三星堆铜器不同器类的合金配比存在差异;与金沙、汉中和新干铜器群的比较显示,三星堆铜器与其他铜器群的合金成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铜器铅含量普遍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