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人为农牧分界线的确立

实地考察和对比研究中发现了阴山赵长城与秦汉长城之间的本质性区别。阴山赵长城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建造地形证明它不具备完整的军事防御功能。赵国的发展历史说明,阴山赵长城出现在中原农耕势力向北开拓疆战过程中,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修筑长城时,地理上更多考虑了可耕土地的括入问题。所以赵国北长城没有突破土地和农业意识,在天然农牧分界线上建造了人为农牧分界线。赵国北长城标志着中国古代农牧界线的一次大变动,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论地理因素在陇南山地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位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西秦岭交汇地带的甘肃陇南山地,区域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为具有不同地域背景的民族、部落入居提供了基本的地理环境。而不同地理单元之间由于自然分界线与人文分界线之间相互依托、强化,使陇南山地历史发展呈现出"时间""空间"的双重分异和"内地化"与"边疆化"的双重趋势。在白龙江、洮河、岷峨山地、西秦岭、边墙、关隘、堡寨等大大小小自然、人文分界线中,由岷县、临潭、夏河连线所构成的"汉藏分界线"对陇南山地历史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条地理的、生态的分界线在约束人类活动的同时,又为人类最大限度的利用自然环境提供了可能。     

《史记》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意识。它提出的“圣王同祖“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精心编排的历史王朝的统系,反映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绪的认同意识;它宣扬华夷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民族一体性,强调夷夏民族一统,是对中国古代夷夏观念和民族认同意识的重大发展;它通过对中国历代地理沿革的历史考察和对汉皇朝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反映与颂扬,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地理的认同意识。     

蒙特利尔“民族岛”的空间结构

在我国关于城市地理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将文化地理与城市地理相结合的研究尚不深入,笔者在完成加拿大政府ＦＥＰ项目所资助的“加拿大文化地理”课题时,受北美地理学家影响,对加拿大许多城市中的“民族岛”进行了调查。“民族岛”的概念为国外学者创造,在近些年来出版的汉译人文地理著作中和国内学者编著的人文地理、文化地理著作中,已对“民族岛”作了粗略的介绍。“民族岛”是指在城市或乡村中某一民族的聚居区,这一聚居区必须在文化的内外特征上与其周围地区有鲜明的区别。本文拟以加拿大蒙特利尔“民族岛”的产生、分布和形成原因,引出城市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中应予重视的新角度     

读《明长城时代的开启:长城社会史视野下榆林长城修筑研究》

<正>万里长城不仅是古代最为重要的军事工程,也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著名分界线。两大社会经济区在长城内外形成独特的过渡地带,活动于此的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自拉铁摩尔以来,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古代王朝多崛起于北部边疆长城过渡地带,尝试结合地理、经济、政治、族群等多个方面去探讨其社会动因,提出了"长城边疆理论"、"边地贵族论"等学说。但是,其研究视角是从地缘政治学衍生而来,往往缺乏历史维度的关照,忽略了长城边地社会出现的特定历史语境,     

浅谈西夏分立的政治地理背景

本文论述了我国宋代政治地理的三大背景特征：长城体系被打破,经济、文化、政治重心的南移,河西走廊为西夏占据,及其对西夏立国的影响。     

阐释南北关系的一个视角——读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

该文是对美国学者狄宇宙所著《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进行的延展性评论。作者认为狄宇宙此作从游牧一般性的起源关注中国北方游牧势力的兴起,由此引生出南北互动关系的讨论,是从中原以外的视角作出的有益尝试,呈现给中国学术界以新的意义,特别是其揭示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互动所凸显的方法论意义,更值得中国学者在阅览的基础上去体验与分享。该文又对书中有关长城的描写并结合长城的地理分区谈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其逻辑关系应当是：生态环境决定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和生活方式则决定族属划分,国家政治体由民族群体所建构,长城是（王朝、国家等）政治体军事攻防的产物,与民族（族群）、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并不产生直接关联。     

论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以河洮岷地区为中心的分析

历史时期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在青藏高原东北缘曾有三次较大的变动。文章论述了三次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的形成、摆动与稳定及其环境意义。认为,雪山(祁连山)—黄河分界线是唐蕃依据地理条件最有利原则下的一种势力范围划分;六盘山—陇山分界线是地理条件决定下的唐蕃分界线;唐蕃以后汉藏人文地理分界线的缓慢西移并最终稳定在河洮岷一线,汉藏民族的经济理性行为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中国西部旱码头——临夏人的经商意识

临夏地处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中原农区向高原牧区、中温带气候向寒带气候的“三过渡”地带,西南部广袤的藏区牧场,与东面的中原腹地,两者在经济类型、民族背景、文化特征、生产生活方式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尤其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在历史上形成了以中原农产品与牧区畜产     

论全球化中的本土文化多样性

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不断扩张,从而逐渐引起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的重视,纷纷引起研究热潮。对于“全球化”的观感目前仍是见仁见智。超级大国会抓住机会进行文化侵略,而我国也要抓住机遇,不断发展经济,丰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努力传播民族文化,加强与世界的文化对话、交流与合作,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长城的历史角色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了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面临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也开始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一方面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被动特征,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这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通过百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从学术史上获得该论题蕴含有过渡带、敏感带、生态交错带内涵,这是众多学科研究意义所在。明代为防御元蒙势力,沿长城地带实行军屯,清代限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因素,从长城内到长城外,将"变刍牧而桑麻"的活动扩展到大半个高原。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尤其是以长城作为判断毛乌素沙地南移及其与明清垦殖活动关系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认为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石关峡:最早的玉门关与最晚的玉门关

丝绸路上的著名关隘玉门关,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及其路线的变化,关址有过几次改徙。本文披检有关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踏察,考得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石关峡,置关时间当在武帝元封四年,至太初三、四年间李广利二次伐大宛之际,随着汉王室西方战略的需要,遂将玉门关西迁至敦煌郡西北。石关峡至今仍残留关址和汉长城遗迹。迨及五代、宋初,该峡又被重新利用,重又设为玉门关,为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政权之间的分疆之处和东西交通要口,此为最晚的、最后废弃的玉门关址。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河西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消声匿迹了。     

天津市明长城防御体系研究

通过明长城资源调查,天津市明长城本体的分布、构成、体量均有了翔实、科学的记载,天津市明长城虽然很短,其防御体系却很完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明长城防御体系一个具体而微的代表。本文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剖析,以物见人,以物证事,结合文献,以长城墙体、敌台、烽火台及关城、寨堡等设施为载体,将天津市明长城防御体系划分为侦查预警、前线防卫、信号传递、增援策应、前线指挥、后勤保障六大部分,并揭示了有明一代"边有墙、墙有关、关内有堡、堡内有兵"的防御思想.形成了从侦查预警到前线防卫、从信号传递到增援策应、从前线指挥到后勤保障的一整套以防为主、防守兼备、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完整防御体系。     

内蒙古丰镇市双台山“大明洪武二十九年”石刻考释——兼论明代早期北边防御体系的转变

2007年,内蒙古长城资源调查队在调查乌兰察布一呼和浩特段明长城大边时发现一处石刻,刻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主要记述了兴筑石刻附近长城的时间、修筑者、所修长城的起止位置及长度等,为研究这段明长城的修筑史提供了一份价值极高的文字资料。同时,明代洪武年间北边防御体系的建立与这段长城关系密切,长城与沿边卫所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的综合防御体系。永乐时期,明朝调整了北边防御战略,北边防线南撤,这段长城的作用逐渐减弱。     

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遗址的量化统计分析

近30年间,中国辽吉两省、朝鲜西北地区相继发现了"列燧"遗址,主体性军事类障塞、中枢性行政类城址和附属性保障类遗址等重要的长城障塞遗址,累计调查发现的障塞数量规模已相当可观,为我们进行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量化统计分析,创造了基本的条件。本文通过量化统计得出:目前在总长约1081公里的辽东长城障塞线上,共发现"点线式"障塞结构、"线段式"短垣结构和"线条式"长垣结构三种构筑形式;其中障塞结构遗址162座;"线段式"短垣结构遗址3道8段;"线条式"长垣结构长120公里。使我们对燕秦汉辽东长城障塞的地理分布、障塞类型、设置规律、建筑特征、历史分期等方面,初步有了一个理性认识。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长城攀登者游憩专业化与地方依恋关系之研究

文章应用游憩专业化理论概念并结合地方依恋理论概念,针对八达岭长城攀登者在长城攀登活动游憩专业化及其对八达岭长城地方依恋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根据八达岭长城攀登者游憩专业化程度的差异可将其划分为专业投入型、认知技巧型、情感依恋型、爱好入门型与偶发玩票型等五种游憩专业化类型攀登者;此外,八达岭长城攀登者游憩专业化行为程度越高,其对八达岭长城的地方依恋强度越低;而游憩专业化情感程度越高,其对八达岭长城的地方依恋强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