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地位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已走过86年历程,本文在前人探讨分析的基础上,以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演变为依据,从学术史的角度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划分为类型学时期、考古学文化时期、文化生态学转型时期三个阶段,指出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新阶段的领头羊。     

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

文化因素分析法原本是考古类型学的一部分内容,后来随着类型学方法的成熟,以及对晋文化和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被提出[1],并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考古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

类型学在我国仍是考古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分类"和"类型学"两者不分和操作因人而异的情况。目前,简报上的材料整理和描述大体只是分类,而挑选一些典型器物和特征来进行分期和分辨文化关系才算得上是类型学。然而,许多研究目的性不明、主观性和随意性的问题,使得研究的质量受到很大影响。我国学界对许多基本概念、定义和目的、操作程序缺乏一致意见,因此分类、命名、分期和确定考古学文化仍然是直觉和主观的操作。本文是美国考古学家威廉·亚当斯对分类和类型学的一篇专论。他本人是在民族学领域受训的,长期从事抢救性考古,参与过包括1960年代埃及阿斯旺水坝在内的许多大型抢救工程,有数十年的丰富田野工作经验。他在田野工作中使用、思考和完善类型学的理论方法,并与他的哲学家兄弟共同出版了一本专著《考古类型学与具体实践》(Adams W.Y and Adams E.W.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Practical 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本文从理论上全面梳理了考古类型学的历史和现状,厘清了分类、类型学和分类学的概念和定义,讨论了类型概念的复杂性,类型学的目的以及实用性等诸多问题,几乎涉及了我们感到困惑和想要了解的绝大部分内容。希望这篇类型学的理论文章能有助于我们的类型学思考,在田野发掘和材料分析中完善并构建适合自己材料和研究目的的类型学。     

民族学的模式──《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札记之一

文章通过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用来解释考古学中的文化现象的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细致的剖析,并强调指出民族学类比研究在史前社会形态的考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

文化概念在西方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副有．再到被扬弃的变化过程。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     

功能分析法在考古类型学研究中的应用——以《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为例

考古学属人文科学的范畴,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繁杂,涉及的学科甚广,受相关学科(地质学、生物学等)的启发而逐渐形成相对完整的考古学方法论。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础方法论之一,在考古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探源文明 追迹历史——李伯谦先生专访

中国考古学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均取得了长足进步。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考古学要与文献史学、社会学组成三个认知系统,考古学文化研究要将区域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要重视考古遗存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更全面地研究、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要掌握地层学、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其中地层学在使用中应该与埋藏学相结合,而文化因素分析则是从考古学研究过渡到历史学研究的桥梁;江苏的商周考古研究应该把握江北徐淮夷文化和江南吴文化两条主线;要正确处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充分发挥考古学的作用,使考古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     

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分析

本文将1987年以来的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称为"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并将之归纳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文化历史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和"资源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本文对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出发,指出环境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关系,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核心概念的不匹配。最后,通过考察西方环境考古研究和考古学史,本文提出应该用文化适应,即"考古学中的文化"取代考古学文化而将之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环境考古研究,让中国环境考古摆脱文化历史考古学概念体系的束缚。     

考古类型学的内与外:中外对比与历史反思——“知识考古”专栏导读

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基础的方法论之一,区系类型学则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关键乃至核心性概念。可以说,几乎一切的研究——尤其是像考古学那样首先要面对一堆古代的遗物与遗迹的研究,都由分类和比较开始。但是,明确地将古代遗存类型的演变与人、社会及文化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的类型学,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     

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

“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对考古遗存的一种群体性分类,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来区分一个考古学文化内的不同族群,也可以通过葬俗的一致性来确认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群。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属的关联性,葬俗最强,陶器次之,铜礼器又次之,武器、工具最弱,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     

“华山玫瑰燕山龙”与“良渚琮璧海岱城”——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的新思考

一苏秉琦1981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1),很多学者认为其主旨在于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赞之者认为该文是"对我国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文章""是苏秉琦先生几十年来运用类型学方法研究各种考古遗存的必然结果。     

GIS考古研究综述与前景展望

近十几年来,GIS考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回顾十几年来的研究实践可以发现,GIS考古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古数据获取与处理、考古数据管理、考古学分析与成果可视化四个方面.实践证明,现阶段的GIS考古研究需要将GIS技术更加紧密应用于考古学,需要在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聚落考古等考古学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     

考古类型学的一点思索

从进化论和生物分类学概念引入的考古类型学理论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伴随着新的千年,中国的考古学迈进了崭新的21世纪。     

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

从考古学创立之初至今,考古材料形成过程问题在人类行为、废弃过程、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等层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若干研究分支领域。中国考古学百年间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地层学实践经验,形成识别不同考古遗存的手段与方法。近年来也大力引介西方考古学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成果,对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为中国考古学提供借鉴和参考,以增强从考古材料中提炼人类行为的能力。     

略谈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社会研究

在有关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文化集中揭示的是以物质形态为核心的地域文化,而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及其文化的核心却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精神文化方面.考古学文化中的聚落遗存虽是探讨人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但也无法完全克服考古资料的模糊性特征,尤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还需密切关注文献资料的模糊性与局限性.相对而言,考古资料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得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性和长时段性(过程)研究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周原遗址齐家北墓葬分析

一、研究缘起与目的 周原遗址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古公宜父迁岐之邑,亦被多数学者视为西周金文中周王常在的“周”地,故该遗址历来都是揭示西周王朝形成过程、探讨西周社会组织结构的重点考察对象。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聚落考古是深化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研究的有效途径。但周原遗址以往的考古学研究,多偏重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期与文化特征的归纳总结方面,     

考古退步论——“知识考古”专栏导读

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大基石之一(另一个是地层学)。不管考古学如何发展,它都将作为考古学家面对材料的基础性的方法论而贯穿考古学的始终。但是考古学史上每个阶段人们都会反思类型学的功能及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其局限性。二战之后,尽管以文化谱系和文化史重建为主要任务的考古学已经开始退出主流舞台,美国考古学界还曾经产生过所谓的"类型学大辩论"。陈淳先生译介的这组文章,则基本上是新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原始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先周文化"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在族群内涵的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等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意见纷呈的关键原因.除目前较为关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地域和陶器群面貌之外,遗址等级规模和内涵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另一途径.     

史前考古遗存的“性别代码”——欧美性别考古学研究进展

考古学的性别化研究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本文回顾性别考古学发展的三个阶段,重点介绍当代欧美性别考古学的研究模式,并简要评述了我国性别考古学的发展现状。性别考古学是当前考古学重要议题之一,不应被中国考古学家所忽略和淡忘;多角度解释考古遗存有助于考古学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

陈淳先生的《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由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开始,对研究对象、学术术语、方法等的要求,以及整个学科的操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借用库恩的范式说、福柯的知识型和特里格的发展阶段等视角下的科学或者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将我国考古学也归入国际考古学范例发展的特定范式或者知识型与阶段,他的大致判断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主流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相当于欧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流行的范式。更有启发的是,陈淳先生还梳理了西方考古学在六十年代之后的范例变革,并同样进行了批评性反思,尤其是对当下中国学者关心较多的以功能论与过程论、系统论作为主导性话语的新考古学进行了辨析。新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是不再将文化看作是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一群遗存或者器物组合,而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复杂系统,并认为可以从这种系统的运转来解释文化变迁,进而与当时其他社会科学相呼应,提出认识人类文化发展动力学法则的宏伟目标。陈先生认为,中国考古的主流在本质上主要关心的是古代遗存的时空谱系,当然也进行了诸如族群、社会发展阶段等诸多研究尝试,但是总体上仍然是以地层学与类型学为主导的区系类型排比关联与历史复原。以环境考古学和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