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语文教材改革风波

最近我们在整理爷爷叶圣陶的日记。在1957年的日记中,爷爷详细记录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改革等受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批评这件事。     

《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龠禾)对日记的删改

晚清重臣翁同的《翁文恭公日记》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日记之一。该日记于1 92 5年影印出版后,便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到2 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根据影印本标点整理的排印本。在近代史研究中,翁氏日记始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献史料。然而,现在看到的影印本《翁文恭公日记》并非日记稿本的原貌,因为当年影印日记时主持者曾对稿本做过遮盖,通过这种处理方式删节了一些内容。也就是说,稿本中一些重要的内容和细节在现行刊本(包括影印本和以影印本为底本的各种标点排印本)中均无法看到。《翁文恭公日记》稿本由其五世孙、现居美国的翁万戈先…     

《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作者考

<正>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日记,所载始于咸丰八年(1858)正月一日,迄于咸丰九年(1861)十二月。2006年,李德龙和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将之收录,题为《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关于作者,任小波先生说:"此书不著撰人,当出自清咸丰间某位朝官手笔。"~①际上,通过日记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可以将作者考证出来。一《咸丰八年至九年日记》所载以日常生活为主,举凡交游、仕宦、游历等,莫不详备,其中多处内容隐含了作者的生平线索。     

汪精卫的《日记》和“遗嘱”之谜

历来研究民国史和日汪史的人,都认为汪精卫是从不写日记的,更不见有遗嘱的记载。但1964年在香港出现了汪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又在上海发现汪的《日记》。相信者谈其有,不信者道其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方铿夫妇,将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和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的举动,受到了上海市档案     

《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中国遭受的最为惨烈的一场劫难,和奥斯威辛的屠杀一样,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劫难之一.可在加害国日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受到公然的抹杀("虚构派")和佯奉实违的淡化(所谓"中间派"、"客观派").以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名世的<拉贝日记>日文版甫一出版,就受到了百般的周纳.在最近一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辩"中,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亩本认为,经过他的"客观"检证,不仅证明<拉贝日记>所记日军的暴行是"无根的编造",而且据<拉贝日记>可以证明日军实乃"无辜".然而,以实证的方法对亩本及亩本一派认可的材料予以考辨,充分证明亩本的"检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都是日记惹的祸

<正>我于1946年上小学五年级时,因看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甜甜日记》,受到感染开始写日记,后来慢慢养成习惯,至今已六十余载了。不料在这期间多次因"日记"惹出祸端。1955年报纸上连篇登载"胡风分子的反革命密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单位开始组织学习这些材     

张学良离黔赴台前后的几则日记

现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中的《张学良日记》,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从日记中可寻其在贵州8年幽禁生活的痛苦心境;而张学良离开贵州经重庆飞往台湾初期所写的简洁日记,告诉人们张学良的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经历。下面摘录几则,并稍作注释。     

从《吴宓日记》中解读王国维之死

<正>日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尤其是一个时代里有着较大影响的人物的日记,由于其即时性、纪实性,以及往往涉及重要人物、事件和记录了作者的内心感受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之后,便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内涵。作为一个群体,地位特殊的知识分子的日记由于涵盖众多与其同时代的学人和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显得更为可贵。民国以来的学者中,当以胡适和吴宓的日记为其中代表。建国之后,胡适去了台湾,而吴宓一生留在大陆,且其日记也在大陆较完整地出版,无论是建国前所记十卷还是建国后所记的十卷续编,在研究民国及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的学者和思想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     

1959—1960年贵州粮政日记

<正>1959—1961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饥荒现象,贵州省是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当时,我任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一职。以下是我1959—1960年间作为省级粮政官员所写日记的摘录:     

胡汉民日记（1928年2月～7月）

《胡汉民日记(1928年2月-7月)》现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系胡汉民之女胡木兰所捐的缩微胶卷。1928年1月至7月,胡汉民有一段较长时间的海外之行,先后访问东南亚、中东与欧洲各国,同行有孙科、伍朝枢等。日记即为此行中所写,记于一较小的本子上,字迹潦草,记事也较简单,且于此段日记的前后,胡还记着其他的杂事。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称,胡平素并无写日记的习惯。辑注研究相关资料多年,迄未看到胡汉民在其他时段写的日记,因而更觉得此日记珍贵。日记除了个人旅途观感外,胡汉民还着重记了其对土耳其政体的观察、争取外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他与孙科、伍朝枢等人在济南惨案期间的外交活动等,均具重要的史料价值。《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曾刊出一组李石曾致蒋介石等人的电报,报告胡汉民等在欧洲的活动,正可与此日记互为参照。因原件字迹潦草,加之辑注水平有限,可能有的字句释读有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燕协助录入,特致谢。     

孙犁论日记

我的读书范围很狭窄,对日记文体没有什么研究。据我所知,孙犁晚年读了一些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日记,并作了中肯评论。他读过清代的三大日记,还读过《郭天锡手书日记》、《使西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三愿堂日记》、《西征日记》、《能静居士日记》、《郭嵩焘日记》等。他说:“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孙犁的《书衣文录》里有一则《日记总论》,对日记的性质、作用及其写作,进行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其要点是:     

吴嵩庆1949年日记(一)

日记主人吴嵩庆(1902-1991)浙江镇海人,历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军政部军需署粮秣司司长、军需署副署长、联勤总部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时任国防部预算财务署长,受任管理国库之军费、黄金、纯银及外汇,并处理军费、金银、外汇转运台湾一事。以下所辑日记为吴嵩庆1949年间从事该项工作的私人记录。该日记原件由吴嵩庆之子吴兴镛保存。2009年12月吴兴镛将日记复印件赠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杀人者状告揭露 杀人者的怪事——关于日本东史郎的“败诉”

1987年,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东史郎等,把自己1937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之于众,说:“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他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欢迎;但却遭到了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痛恨,这些人威胁说,要杀死东史郎.这年11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的书名,把自己的日记由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欢迎.     

1943年上半年戴新三《拉萨日记》选注

本文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政务科科长戴新三的《拉萨日记》①中,节选其1943年上半年日记十余篇,进行整理并加以注释,除了希望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基础史料外,也试图通过微观的历史记载展示历史的另一面,以及重庆国民政府及其驻藏官员们在西藏事务上的努力.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研究述评

《张舜徽壮议轩日记》自2010年11月由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距今已有10年。《壮议轩日记》记载了先生的日常生活细节,学术交往情况,家国情怀以及特定时期背景下对社会的思考。其内涵广博,不仅可以作为先生个人编年史、日常生活史、学术史、文化史的重要参考史料,同时也是历史文献学科体制建构的重要记录。目前学界对《日记》的研究屈指可数,梳理近十年相关研究,从先生的读书方法与治学思想;学术师承与湖湘情怀;居湘入陇任教期间学术交往与学术成就;经世致用学术追求与具体实践;清人文集考述与清代学术思想;艺术观与书法实践等几个方面,了解研究进展与不足,提出新的研究思路,以期发掘《日记》最大的价值。     

我对日记作为一种文体的看法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日记的形式,是应用文。日记不一定是文学形式——当其具备了文学性之后才可以说它是文学形式(日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功力,包括叙事、状物、抒情和修辞等方面)。日记的功能主要是实用,许多人写日记并不是为了创作或者为创作做准备。强调了日记的文学性,就对初写日记者,是一种束缚。青年人,记起了日记,就会慢慢地找到合适自己的形式,在练习中趋向得心应手。现代社会生活繁杂,节奏快,信息多,日记便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有益的文体形式。日记,可能会成为研究近现代历史的学者重要的参考文献。一些幽暗的、不大为人注意的东西,一些历史场景中的细节,一些被歪曲了的真相,往往会隐藏     

古黄河道考察日记(1977年6月3日—1977年7月9日)

1977年6—7月,邹逸麟先生随谭其骧先生在郑州、荥阳、安阳、浚县、滑县、濮阳、大名、邯郸、新乡、延津、开封、徐州作黄河古道考察。其间,邹逸麟先生撰考察日记,记述每日行程、见闻与思考。这份日记对于见证谭先生一行对黄河古道的考察,了解历史地理学者如何增加各自对黄河变迁的感性认识,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阎锡山日记》述略

《阎锡山日记》,初名《感想日记》.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于1997年(民国86年)5月23日,出版阎的《日记》,并易名为《阎伯川先生感想录》.《阎锡山日记》始写于1931年(民国20年)2月17日,止于1950年(民国39年)12月31日,历时近20年.1938年以前,基本上是逐日记述;1939年至1950年时断时续.阎曾自述其日记经历:“其时余适旅居大连.21年春,余出任晋绥事,事繁而日记未停,多于晨起与盥洗时间为之.抗战军兴,作战、训练、穿衣、吃饭等事之策筹,已使人精疲力竭,故此日记亦遂不能按日记载.”台版阎之《感想录》出版说明补述日:     

晚清驻使刘锡鸿与译员张德彝日记雷同成因考

刘锡鸿是晚清首任驻英国副公使,著有出使日记《英轺日记》,记录他赴英一年多的考察心得,是研究其洋务观转变的一手文献。但刘锡鸿不通西文,他的日记又与使团翻译官张德彝所著《四述奇》多有雷同,故其书真伪在学界饱存争议。以19世纪英文档案、报刊等史料互证可知：刘锡鸿是在外籍翻译官而非张德彝的辅佐下出访考察并写作日记的。二人日记雷同实由张德彝抄改刘锡鸿日记所致。除了补充自著《四述奇》记录的不足之外,张德彝在抄改过程中还虚构种种场景,将非自身亲历之事也归于本人名下,并假言他国病弊以影射本国政治。张德彝有意推广洋务,他重视刘锡鸿的考察见闻,又以其政治遭遇为鉴,故采用此方式延续并发挥《英轺日记》内外兼治的自强观。     

近代中国著名数学家与教育家——黄际遇

黄际遇（1885-1945）,字任初,号愁庵,广东澄海人。早年就读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留学日本、美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青岛大学、山东大学、开封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并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文理学院院长、校长秘书等职。翻译有《高等微积分》、《近代代数》、《几何学》、《代数学》等著作;著有《论一》、《班书学说》、《潮州八音误读表说》等书;还写下《万年山中日记》、《不其山馆日记》、《因树山馆日记》、《山林之牢》等40余册日记,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