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前后的岑伟生先生

辛亥首义志士岑伟生是我中学时代同学岑长进的父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出人岑家,叫他岑叔叔。岑叔叔儒雅慈祥,曾给我许多关切与鼓励,唯独不在我们面前讲自己革命的过去。1962年他不幸病逝。我为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而痛悲。但诸多原因使我不能为他写一点东西表达我对他的怀念与敬仰之情。近几年,我细细捧读长进弟给我的一本本岑叔叔的遗著、遗稿,让我更完整、     

温故而知新——喜读中文版《西藏和西藏人》

柳升祺先生是我很敬仰的藏学界老前辈。早听说他60年前就用英文撰写,在美国出版过一本向外国人介绍西藏的著作——《西藏和西藏人》（TIBET AND TIBETANS）,颇受国外关注,可惜一直无缘拜读。他是怎样描写西藏？写了些什麽？越是读不到,越是感到神秘。再加之该书系与国民党高级官员沈宗濂联署,由曾任沈宗濂英文秘书的柳升祺执笔,仅在国外发行,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难免给人许多稀奇古怪的联想。谢谢中国藏学出版社的睿智慧眼,终于在柳升祺去世3年后（2006年1出版了由先生爱女柳晓青女士亲自捉笔翻译的《西藏和西藏人》中文版,让我一饱眼福。不但澄清了半个多世纪笼罩在国人心头的迷雾,更使我们得到许多“温故而知新”的启迪。     

藏獒故事

正在青海东奔西颠,突然接到《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约稿,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2005年我写了《藏獒》,2006年写了《藏獒二》,2007年又写了《藏獒三》。关于“藏獒三部曲”的构想已经完成,掐指算算,也有100万字了。精彩的体验深刻的都写过了,在这100万字之外,我还能讲出什么关于藏獒的新故事来？但我这个人是海拔越高脑子越清醒,坐在去海北草原的车上,想着我过去的生活,渐渐便凸现了几件不曾在“藏獒三部曲”中写过的有关藏獒的事,那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往事了。     

20世纪零公里,孙中山遥望达旺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春天的早晨,阴法唐一个电话将我召在大拐棒胡同的邸宅里,刚落座,他便拿出一份约稿信说:“人老了,都在忆当年的峥嵘岁月,二野的老人要征集《二十八年间》,写小平同志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的经历,分给我的题目是邓小平与西藏。我觉得很有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马背上崛     

在西藏工作的点滴回忆

一、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我的籍贯是许昌县椹涧乡军张村,1966年支边进藏工作,在西藏米林、昌都两地工作7年,1974年后在拉萨新闻部门工作,2011年3月从西藏退休回到河南。现在,我每天用电脑看新闻写博客,这已经成了我的例行“公事”,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然而,有谁知道我们这些“老西藏”（新闻人）是怎样写作稿件和发送稿件的呢？谁都知道,西藏是个遥远、偏僻、高寒而又神秘的地方。尽管西藏已经和平解放60年,实行民主改革50多年,雪域高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宋毅语录

我们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四个,宋毅,宋晖,小豹和我,经常说些有意思的话,我记了一些在这里。不过,想想也是件可怕的事情,自己说的话,有人暗暗记着,还写成文章发表了。所以我是不打算跟第二个写东西的人太过亲密了。     

西藏老景象

西藏高原,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民族风情的"特别",决定其很多事物也很"特别"。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在西藏或"支边"或"服役",就曾看到、碰到、听到这么几件"特别"的事情。活跃的民间贸易雪域高原西藏,历来就有民间贸易的老传统。即使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文革"年代,冒着风险转入地下,也还是很活跃。西藏人讲究用"洋货",据说解放初期,拉萨的民间自由贸易很活跃,大街上卖手表就是用布袋装起来,让你"布袋买猫"摸着买,6块钢洋(由于中央     

我不装,你甭想让我装——对话倪萍

【“我一定会超过倪萍”】人物周刊：90年代的央视在人们的记忆中一家独大,但你写过央视“积贫积弱”的一面。当时真实的央视什么样？倪萍：当时台里条件确实不怎么好。1992年我跟日本明星翁倩玉同台主持,翁情玉有个专门的小换衣间,我就在树底下裸裸着换了衣服。我们看到日本同行手心里什么滴滴响,后来才知道那是秒表。我上台的时候都要哭了,委屈到了嗓子眼。     

刘少奇女儿：父亲不限制我们的政治取向

在中南海里,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我父亲是一个工作特别认真的人。我的印象里,像邓小平叔叔、杨尚昆叔叔都经常带孩子们去野餐,我们见了就羡慕,就向父亲“抗议”,可是父亲总会很认真地说,不行,我没有别人聪明,我的文件老也看不完,我不能带你们去野餐。     

我家与宋庆龄交谊（一）

当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提议我动笔写一写宋庆龄与我家的关系时,我很感动。的确,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从小就特别珍惜宋庆龄和我父母的友情,经常听到父母谈起他们之间的交往,一直感到非常光荣,20世纪70年代我到法国后,继续和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到她逝世。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起我们家尤其是我和宋庆龄的关系,一来是低调,二来也算是“保密”吧!     

登山改变了我的命运

对我来说1999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那年三月我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拉萨,进入西藏登山学校。从家乡聂拉木到拉萨需要三天时间,一路上我都在想象即将踏入的学校。那时学校刚刚成立,登山装备非常简陋,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60年代用过的装备。虽然条件很差,可我们在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勇敢、拼搏、敢于挑战困难的精神。尼玛老师的这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今天我带了你们二十几个人,将来你们要培养更多的登山人才,发展西藏的登山事业。”     

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对话李泽厚

有的人是“蒙启”,把启蒙过的东西又蒙起来 人物周刊：以思想界的标准,您可以说是少年得志,20多岁时,就在50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成为一派代表。到80年代时,很多人认为您是影响思想界第一人。不管他们支持您还是反对您。     

来函

田壮壮 幽人独往来 花很长时间看完了这篇文章,写得很淡然却很深入。第五代（导演）还能保持初心的难能可贵。我在文章中看到了田壮壮的矛盾与执著,时代的洪流从来不会为谁而放慢脚步。单纯浪漫的80年代终究远远被我们甩在了身后,但田壮壮依然能在物欲横流的此时保有彼时的纯粹与美好,这执著注定他会孤独。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看似的孤独成就了田壮壮“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赤诚。     

追随文化的侍者

大千世界,有人拜佛,有人拜金,但是有这么一个人,却热衷于拜藏地的文化。每次在酒店见到李茂,总是标准的西装革履,谈吐间流露出特有的随和与亲切,他是成都西藏饭店市场营销总监,我习惯性地称呼他“茂哥”,不是因为年龄大,而是他为这家酒店服务已经很多年了。于我而言,一直觉得坚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大跃进的公共食堂是怎样消失的？

近年来,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为了吸引消费,打出了“公共食堂”的牌子。这些在年轻人看来很新奇,而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特别有过农村经历的人的记忆中,“人民公社大食堂”留给他们的记忆决不甜蜜。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就象现在的“公共汽车”一样熟悉。它频繁地出现在红头件、报刊杂志上,几乎每时每刻都挂在人们嘴边……随着时间的推移,     

市西今昔话市场

我的人生,和市西路很有缘分;我的成长,也见证了一个大市场的崛起和变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童年的我时常在周末和寒暑假时,和母亲一道乘坐共交车在大西门下车,经过沿街均为木墙人字瓦顶老民房的市西路,再走过香炉桥来到香狮路,母亲有一同事家就住在烟厂后门那棵大皂角树旁的工管校宿舍里。她家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孩,跟我很是要好,于是市西路便成了我童年常去的地方。记得在90年代很红火的花香村市场、现在的花香上海城附近有个石灰窑,我们一群小玩伴会常去那儿玩打仗的游戏。     

还想听您讲讲西藏故事——痛悼廖东凡老师

正听到廖东凡老师离世的消息,我的鼻子一酸,眼沮夺眶而出。一个十几年没有见面的慈善长者,在心底还是那么熟悉、亲切和随意。我感觉一下子回到了西藏。我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您了,我还想听听您讲的西藏故事,可是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都喊您“廖老师”。那时候我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赴西藏日报社工作。不久,到西藏的豪情壮志,在现实中损耗大半,我们进入精神上的迷惘期。也许是因为在报社工作,又喜欢写作的原因,我开始写游记,写西藏人物,写     

“微时代”来临后,我们高校该如何应对

自140字微博的流行,促进阅读进入“微时代”,人们在随时随地的地写微博、读微博之后,忽然发现,原来交流传播信息乃至情感沟通,仅通过百余字就完全可以满足实现。从此这股“微”力量不可阻挡的挺进了我们时代大军,特别是在高校大学生中,尤为盛行,同学们似乎已将它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每天早起后,第一件事便是打开微信微博,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再晒晒自己。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如此接纳这样的微时代,他们大多的答案是,简单、便捷、快速、清晰、生动。在大     

活佛的眼睛

在西藏,照相机很晚才传入。上世纪初,一些大贵族手里才有木头做的照相机, 也不过被人当成“玩意儿”而已,所以在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大多数是外国人拍的。很早我们就听说过西藏的第一位摄影师:德木活佛洛桑·绛贝隆多丹增加措, 但一直见不到其作品。我们有幸接触到活佛的300余幅照片,从中选出十几幅。透过活佛的眼睛,西藏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人物得以再现:大地震与德木寺的强巴佛,大昭寺的修复工程,旧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摄政王五世热振活佛, 以及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一生都在模仿幸福

幸福是我们一辈子都在模仿的东西。当你失去更高的盼望,在时代的捆绑中认为自己已不可能赢得更好的奖品,你就如坐在公共汽车最后一排的晚年李春芬,露出油菜地一样随风荡漾的微笑。风怎么吹,你就怎么笑在青春期,我了解“文革”的主要方式,是发生某些事时偷看父母的反应。因为“文革”一直写在父辈们的脸上。幸福不是毛毛雨,更不是假想中的芳香之旅。幸福是我们一辈子都在模仿的东西。当你失去更高的盼望,在时代的捆绑中认为自己已不可能赢得更好的奖品,你就如电影末尾的晚年李春芬,坐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露出油菜地一样随风荡漾的微笑。风怎么吹,你就怎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