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的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

20世纪末,联邦德国历史科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史学派在与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继续竞争的同时,又迎来了一系列新史学流派的挑战。本篇介绍的是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之间的争论。联邦德国文化史学派既是西方文化史学派的支流,也是本国社会史学派以及大学体制发展变化的结果。文化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的争议围绕“社会”与“文化”两个核心史学概念展开。文化史学派的挑战在年轻社会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两大学派的竞争仍在继续,预言谁胜谁负,还为时过早。     

从社会史取径转向文化史进路——苏珊·卡兰特-纳恩的宗教改革史研究析论

苏珊·卡兰特-纳恩是美国著名的德国宗教改革史专家。她早年汲取社会学方法,受结构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启发,并在默勒、斯克里布纳与戴维斯等社会史学家的影响下,投身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为这一取径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卡兰特-纳恩的早期著作探讨萨克森与图林根的乡村和领地城市在宗教改革冲击下的社会变化,可谓宗教改革社会史研究的范本。但其研究方法没能揭示为何在宗教改革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民众仍旧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中世纪天主教的某些信仰敬虔方式,对新教如何重新构建民众的宗教活动亦缺少深刻的解读。卡兰特-纳恩意识到社会史取径无法解决这类问题,转而借鉴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同时接纳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从而参与开创了宗教改革文化史研究领域。她撰写多部有关仪式与情绪的史学著作,借由开掘新教与普通信众在宗教习俗与信仰操作方面的互动和博弈,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逻辑,让德国宗教改革史研究别开新境。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北大核心CSSCI

文化的时代性是古典文化史的考察重点。古典文化史注重精英文化而无视普通人的生活,强贴时代标签而忽略文化的多样性。新文化史扭转了这一局面。它顺应二战后人文社科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吸收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借鉴人类学等其他学科成果,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以文化及其意义为对象,开展跨学科研究,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微观考察,从而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在欧美国家掀起了一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运动。然而新文化史也存在弊端,如探讨对象的不明晰、研究取向的碎片化、客观历史的否定性,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另外,新文化史传入中国后,与社会史相结合,被称为社会文化史,仍有待于深入挖掘。     

文化生态学: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的学术创新

<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主要有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引入生态学的概念,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化史进行研究,可以说是视角独到,另辟蹊径。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作为文化生态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文     

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系列史方法为指导,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18世纪法国的书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本文考察了“新社会文化史”产生的背景 ,其理论基础 ,它对历史学带来了何种冲击和影响 ,并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哪些新领域 ,提出了历史学研究何种新方法。文章也对新社会文化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提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应当从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再渐次向前延伸和发展,而显现出三个研究梯度。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被史学所关注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

继城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之后,城市文化史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期在活力四射的内地城市成都所召开的"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围绕"城市空间"、"大众文化"的概念,将对城市文化史的研讨,引向了新的深入.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25年反省与进路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25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问题与瓶颈: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     

文化史研究需要提倡整体性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堪称辉煌的学术成就,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热潮,与社会史研究一起成为新时期史学研究中两颗耀眼的明珠。无论是以文化通史形式出现的文化史著作,还是以专题形式进行的文化史研究,都有许多面目各异的文化史巨著值得称道;三十多年的文化史学术史,积累了丰富的学     

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展开;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应当说,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中共党史的书写不能缺少文化史的维度。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