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珏──论商周时期玉器的计量单位

在先秦文献中,“珏”字经常用作玉器的计量单位,但一珏玉究竟代表多少玉器,则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依据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并结合出土玉器的情况,分析并论定了“珏”是商周时期专门用于计量玉器的单位,一珏玉就是两件玉器的代称。同时,进一步论证了在东周时期“珏”更可能是指用对开成形法或成形对开法制作而成的造型相近的两件玉器。     

对“敏感时期”的记述不要绝对化

所谓“敏感时期”,一是指日伪法西斯统治时期;二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特定的历史时期。两类时期虽然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成了新编方志的记述难点。为了保证新编方志记述的“政治质量”,许多好心的同志采取宁“左’彻“右”的态度,在对“敏感时期”史实的取舍上表现出明显的绝对化倾向,最终导致了新编方志真实性的严重缺憾。许多地区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规模、技术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建设规模等在记述上采取闭目塞听或模棱两可的态度。抚顺市曾号称“煤都”,该市1907…     

玲珑奇巧之“子冈”款玉簪

<正>明代后期,中国南方和北方出现了两个制玉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南方则以苏州为中心。在苏州,以"子刚"款玉器作品最为著名。"子刚"款玉器源于当时的制玉高手陆子刚,在玉器上署制作者姓名的,甚为罕见,陆子刚可谓开此先河。陆子刚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活动于苏州一带著名的琢玉工匠,制玉技艺高超,玉雕作品非同一般,被誉为"吴中绝技"。《苏州府志》称:"陆子刚,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     

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

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卢兆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广州南越王赵墓（以下简称“南越王墓”）和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以下简称“满城汉墓”）,都是通过科学发掘的汉代重要墓葬。这３座墓所出的玉器都较多,对这些玉器进行分析比较研...     

《续志》对《前志》的继承与创新

《广州市志》(1840～1990年)已出版发行多年。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届所修的《广州市志》(1991～2000年)为其“续志”,在时间断限上紧密衔接。因此。续志在篇目的设计及内容的记述上。要有“续”的观念,对前志要有继承性。但由于《续志》要记述的时空对象,与前志相比已发生了变化,因此,《续志》所记述的内容及设计的篇目又必然有所创新。     

略说齿牙形玉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殷商西周玉雕中,有一些形制特殊的齿牙形玉器,基本器型有牙璧、牙璋、玉戚和玉刀四种。关于牙璧(也称玉璇玑),夏鼐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澄清了玉璇玑是天文仪器的讹传,并指出: “它的用途,当和璜、玦一类相似,作为装饰物,可能也带有宗教或辟邪的作用。”也有学者对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传世长方形多孔玉刀作过探讨。而牙璋、玉戚是齿牙形玉器的大宗,考古报告和资料虽有所论及,但过于简略。因此,对它们的起     

两件西汉镂空玉器

汉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强大而繁荣的王朝,也是物质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发展与变革时期,这在当时生产的玉器上也有所反映和表现。汉代的玉器所用材质上乘,绝大多数为采自新疆的和田白玉或青玉。制作在继承传统工艺基础上,更加注重精工巧作。型制上虽多旧式,但在艺术处理上却求新变异,     

志书可不可以使用“本”字

地方志书是客观记述地情的百科全书．其对记述方法有特殊要求,诸如称谓要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单位”等第一人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许多地方志书的“行文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行文通则》中关于“称谓的书写”规定：“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省“我市’等第一人称。”     

清初制作的四件人工染色玉器

人工染色是玉器制造的重要工艺,早在一、二千年前,我国的玉器制造就采用了染色工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述:“又东三百七十里日侖者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英(艹丹隻),有木焉,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日白(艹处口),可以血玉。”郭朴注曰:“血,谓可染玉作光彩。”(《山海经·南山经第一》)这是对染玉工艺的明确表     

陕西出土的古代玉器——春秋战国篇

位于黄河中游的陕西,曾经是秦人长期活动的主要地区。秦人在接受周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地域性、民族性较强的秦文化。秦式玉器造型极富特色、纹样独特、雕琢工艺别具一格。陕西出土的春秋战国秦式玉器,不同历史阶段其器形、纹饰及工艺制作特点也有所不同。秦、楚两地文化交流与传播也对秦式玉器有所影响。     

台湾卑南玉器研究

玉器的考古学研究已不能自限于成物玉器的描述,或玉器类型、名称的考证与简单的比较,作为追溯其历史来源的根据,而是必须能超越玉器分类、描述等研究目标,进入有系统地检验整体资料,亦即重视相关系络关系的研究。本文所指卑南玉器研究属于这种概念的考古学研究。首先在于阐明玉的自然性质与玉器的文化定义。随后有系统但简要地陈述卑南遗址发掘出土的玉器资料的概况,从而进入精彩的、有系络资料的陪葬玉器简介。最后涉及几项罕见类型玉器的分布现象以及对特殊的“管状旋截”技术的初步看法。     

清乾隆时期“玉厄”现象略述

众所周知,由于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玉器,乾隆时期玉器工艺水平非常高超,宫廷玉器造型规矩,琢磨精细,被誉为“乾隆工”,受其影响。民间制玉业也相当发达,尤其是苏州的专诸巷,可谓民间玉业的中心。因此,在鉴定传世玉器时,除了镌刻“乾隆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款识,对一些玉器、做工俱佳的玉器,一般也多定为清乾隆或清中期。     

川边藏区交通“乌拉”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记述了川边藏区交通“乌拉”的形成和发展,重点阐述了清季赵尔丰和民国时期刘文辉对“乌拉”的整顿和改革。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交通“乌拉”对川边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希望通过交通“乌拉”这段历史研究,能对今天“治藏安康”有所借鉴与启示。     

三里河遗址出土玉璇玑研究

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玉器不多,不像良渚玉器那样数量庞大、形制多样,但具有东夷文化的显著特点。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是目前所知制作最早的玉制类璇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学术界对玉璇玑的定名、功能及代表文明都有所研究。玉璇玑与东夷文化密不可分,代表了东夷的太阳神鸟崇拜。     

战国时期玉器制作工艺的若干探讨

战国时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本文在玉器制作工艺方面作一些探讨。初步总结了以下工艺特点：多种工艺综合使用,镂空工艺尤其得到广泛应用,金银器工艺与玉器工艺结合的相当完美,玉器纹饰种类繁多,逐渐以谷纹为主体。并且探讨了铁质工具应用于玉器制造的可能性。对于缺乏治玉工具的发现的原因也有所探讨。     

读新编《广灵县志》

山西广灵县历史上曾多次修志,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地情资料。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约束和阶级的偏见,旧志中对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记述,亦有所歪曲和粉饰。“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在80年代兴起的“盛世修志”的潮流中,广灵县在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为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记述广灵设治以来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县委、县政府毅然决定编修社会主义的新县志,这充分体现了广灵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     

古玩玉器

一、玉器的功能和价值 古人有“黄金有价玉无价,藏金不如藏玉”之说。后世流行的“宝”字就是家与玉的组合,可见玉的价值之高,显示出它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对玉器进行价值评估,首先必须了解其原材料——玉的质量和价值,然后判断玉器的文物、艺术和实用价值,三者综合评估才能准确得出玉器的价值。衡量古玉器价值还要看其时代特征,雕琢工艺,     

水中灵动——古代玉器与玉鱼研究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玉器是不可回避的话题,鱼成为我国玉器纹饰中的常客,是中国玉器纹饰题材中重要的成员。所谓玉鱼,即以玉雕琢成鱼,它是古人手中一种珍玩、更是一种高档佩饰。文章通过对中国古代制玉的方法追溯,整理出土玉器形状、用途的演变,重点研究鱼形玉器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鱼形玉器从制作的低潮期向大量传世的发展进程,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巧妙地运用谐音手法,赋予了鱼形玉器“富贵有余”“金玉满堂”等多种吉祥寓意。因为鱼的繁殖力极强,所以自古以来鱼就表达了人们对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祈求,也映射出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与向往。     

山西西周墓葬出土玉鱼的探讨

<正>鱼形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大门类。鱼形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虽然形制无多变化,但各时期的鱼形玉器用途和寓意不同,尤其西周时期的鱼形玉器与后代鱼形玉器的功用有很多差异。山西境内西周墓葬中鱼形玉器的大量出     

故宫博物院藏的几件新石器时代饰纹玉器

根据我国近年考古发掘的资料,中国玉器的制作,最少已经有七千年左右的悠久历史。这比以往许多人认为的中国玉器只有"三千余年历史",或认为只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看法,提早了三、四千年。随着具有可靠断代依据的地下玉器,特别是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的不断出土,许多地上的传世玉器,或过去出土而无科学发掘记录的玉器,有了科学断代的可能。本文介绍的几件故宫博物院藏饰纹玉器,除一件外均为清宫旧藏,过去虽然也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年代等问题一直未曾被认识。现依据出土玉器,参照古文献的有关记载,对它们的年代、用途和文化属性等问题作些介绍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