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的“史谏”

1958年夏天,中国大陆上的几亿人民正如痴如狂地“大跃进”,准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仅农村每亩地要高产若干万斤粮食,每个机关都要建立起小高炉,用土法大炼钢铁;而且在文化战线上,也要求人人写诗,个个作画,作家、教授都要订出一年内创作出无数作品的“跃进计划”来。一天,我从人民大学(我家住在那里)回到近代史研究所(我工作的地方)。我立刻去看范老(文澜),把人民大学的“跃进计划”给他看。那计划叫“十百千万亿”     

我的苗乡情结

正在21年与苗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中,我一次次经历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实,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大。1958年我在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中,因不识时务对"大跃进"说了真话,加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关系处理不好,我竟然"因言获罪"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在称之为"苗疆腹地"的台江县待了21年,把整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台江属于黔东南州一个很小的县,当时全县人口大约10万,苗族却占了总人口的97%,是一个苗族历史文化底     

县中读书两年半

因中考失手,1997年我被“下放’到安徽贵池中学读书。这一去就是两年半,直到最后半年回宁准备“3+X”的高考。虽然在那里很“苦”,但我觉得我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一些农村的孩子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父亲点评:我当时的想法是让孩子远离父母一段时间,这对他的成长有利。) 农村的孩子不同于城里的孩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从下面的乡里、镇上中学考到县中的,他们也和我这个外地人一样,要在学     

淮安农大琐忆

正1960年我从平桥初中毕业后,被招进了淮安农业大学农学专业601班学习。淮安农大是大跃进时的1958年由淮安县委决定办起来的。那时是一阵风,许多县都办起了农业大学。据我所知,当时的涟水、盱眙等县都是办了农业大学的。据说江苏全省一下办了几十所。到1959年经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和刘少奇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

全国开始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情。北戴河会议之后,随着人民公社的遍地开花,也兴起一种共产主义将要到来的情绪。吃大锅饭办公共食堂,如大海来潮,势不可挡。不仅农村到处砸锅拔灶,全村老少凑在一起吃饭,有些城市也一时宣布要办人民公社了,北京有的胡同传来集中锅碗瓢盆之声。庐山会议下来我挨批斗,被双开除之后,1960年5月下放北大荒劳动。地点是虎林县兴华村,当时此村归850农场管辖。“右派”分子在农场集体劳动,我属于“右机”,蒙农场领导照顾,单独安排在这村子的“老头排”劳动。村子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吃食堂…     

“浩”就是一个都没少

我常说：“浩劫”这词儿用得好。1958年,我高中毕业进厂当了工人。那是间七八千人的大厂,当时在市里很有名气,感觉自己即荣耀又幸运。荣耀于工人阶级的光鲜身份,幸运于“大跃进”一开始就享受上了工人口粮的“优越”计划供应标准。我饭量不大,没怎么挨饿,于是还有“很感激”,也于是,更加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干活。     

人间要好诗——缅怀秦似前辈

学生时代就知道这位文学前辈的名字了,由于他是广西人,心中特别敬慕。尚未和他相识之前,却有过一次名义上的“一路同行”。195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两个月后下放当时的容县专区。12月下旬的一天,下放容县地区的二十来人同乘火车至玉林。下车后专署（设在容县县城）有人接车安排,先点名检查人数。很意外,突然听到喊“秦似”这个名字,喊了三四回无人应,有人说：“他今天没来。”     

“大跃进”年代的独特银章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后期,正是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岁月。这首歌一度盛行全国,老少皆会颂唱,它记载着“大跃进”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跃进歌”也许已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1960年下放来安的回忆

1960年2月,我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20多位同志下放到安徽省来安县,这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了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时间已过去40多年了,同去的同志,已有不少人陆续去世,健在的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作为这批下放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动笔记下了这段历史,目的是存史资政。下放来安的缘由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不久,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当时,中宣部对秦川、袁靳、张军等9位同志的所谓“错误”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作了相应的组织处理。1960年春节刚过,当时的中宣部领导,就把“犯右倾错误”的9位同志和一部分年轻同志,前后共28…     

父亲闻立鹤与赵丹的友情

我的父亲闻立鹤,从小受祖父闻一多的影响,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对生活饱含激情。然而,在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却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非常不公正的、粗暴无理的批判;1958年又被下放到天津机务段当工人。     

“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

1958年下半年, 我作为保定一中高二的学生,参加了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当年“大跃进”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建立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秋收秋种、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农村红专大学、除“四害”(老鼠、麻雀、蚊子、蝇子)等等。我主要参加了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 48年的岁月过去了,那一幕幕“跃进”的情景至今还不时在脑海中映现,挥之不去。     

延安革命博物馆征集、展览和复原工作的经验

1958年大跃进以来,延安革命博物馆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和各级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击了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以"比思想、比干劲、争上游、更跃进"为中心的评比竞赛运动,采取了走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从而在人少、摊子大、居住分散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些成绩,连年都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1958年受到省人委红旗奖励,1959年出席了县文教卫生先进工作代表会议,被评为甲等先进单位,保持了大跃进以来的先进红旗单位称号和荣誉.1958年初获跃进1958年,我们以"学先进、赶先进、下苦心、比干劲"的战斗决心,提前三个半月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在征集工作上,我们以延安为重点,在"面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一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     

宜都县大办钢铁实录

1958年秋天,伴随“超英赶美”和“钢铁产量翻番”的宣传鼓动声,一个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为钢铁元帅升帐”曾成为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结果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资源,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就我们宜都县（现宜都市）来说,算得上湖北全省的一个“重灾区”。当时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号召：全省百万大军办钢铁,保证钢铁大丰收。这个“百万大军”只是个号称数,即使后来超过百万,全省70多个县（市）平均每个县（市）不过2万人,而宜都一个县投入大办钢铁的民工,最高峰足足20万人j带来的后果是,山区的森林遭到严…     

“马凯”咏叹调

我家有一本《北京游览手册》,是1958年出版的。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很喜欢这本书,经常翻看把玩,里面的内容自然早已经熟了。那年月崇尚俭朴,很少讲究吃喝,但手册里还是将北京比较有名的饭馆作了简单介绍。恐怕正是这些介绍日后引我入了“饕餮歧途”。     

一墙之外为毛主席直播家乡戏

1974年,我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10月下旬的一天,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上的“老电视”,都是业务骨干和技术尖子,像我这样年轻工作资历又浅的则寥寥无几。我预感到可能会有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因为领导对自己的器重而颇感不安。果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台里决定由我们临时组成一个摄制组,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连同一整套设备,月底赶赴长沙“执行任务”。领队是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王枫同志。     

难忘当年灭钉螺

正1970年,我下放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富东公社。下放的第二年,便参加了公社组织的灭钉螺工作。我下放的公社虽不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灾区,但却是钉螺的孳生地,因而公社领导丝毫不敢大意,要求每个生产队都拉网式地过滤检查,并让每个大队抽调一名有文化能吃苦的人员担任"血防员",参加县血防站统一组织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我有幸被大队选中。经过短暂的培训后,我进入公     

我在天津东亚毛纺厂四十年见闻

前言 1942年．我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年底进入当时的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东亚毛纺厂的前身）。当时我在统计部任职员,半年后调入工友人事组（相当于现在的劳资科）,负责计算工资。我历经沦陷时期、国民党时期。直至解放。1952年“五反”后。我被提升为人事工资科科长。文革期间下放劳动。     

我的文学生涯

1955年秋,我毕业于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汽车发动机制造专业,由高教部统一分配到山西大同国营616厂(即山西柴油机厂),搞发动机制造。不久到长春636厂实习,写了些诗歌在当时的《吉林文艺》上发表。1957年1月号的《火花》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年轻人》,以后陆续在《新港》、《延河》、《长春》、《萌芽》、《人民文学》、《收获》、《剧本》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剧本。1961年秋调大同市文联任秘书长,做业余创作的组织辅导工作的同时,深入大同煤矿,在矿工中交了不少朋友。矿工的命运,他们艰苦而又神圣的劳动使我动情。我决心为他们写作。到目前为止,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写煤矿生活的。我也曾两次在农村生活了较长时间。第一次是1958年,号召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我虽在工厂搞技术工作,不是下放的对象,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