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成立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申报的“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已于1999年12月7日获社科院科研局批准成立。这是继北京大学新近成立“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之后又一个高层次的开放性科研机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人祖籍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海外华人集中的东南亚地区的经济...     

我所知道的皇甫平

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波”之后,国内出现了要走回头路的声音,重提阶级斗争,反对“和平演变”,不再提改革开放。海内外都在关注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此时,《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耍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和《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石激起干重浪,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争论风起云涌,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才一锤定音。     

做好改革开放的大文章-志书经济部类编纂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不仅使中国人民迅速实现温饱、走向小康，而且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深刻的变化。作为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这场伟大变革的修志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把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载入志书，传之后世。这不仅是贯彻“三个代表”和     

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前十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久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久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於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

清季的“国粹派”是近年渐受关注的题目,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此相关,均不容忽视。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2期),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历史研究))1985年5期),到20世纪90年代论着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於“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降落民间——21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管窥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惠眼独具,提出改革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主张,100年过去了,中国历史学已经基本实现梁启超的理想,完成了由古代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变。1998年,在中国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戴逸先生以会长身份作主题发言,概括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六条特点和成就：     

史学文化大众化刍论

二十世纪后二十年,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真正迎来现代化曙光的历史阶段,学术界又一次掀起文化热潮。这次热潮,丝毫不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势,甚而尤之。有学者称之为一场“知识的革命”在这场“知识的革命”中,原有的、新生的各种文化碰撞、争鸣、交融、更新,再加上外来文化的渗入,从而构建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音乐家陈歌辛的最后岁月

1957年中国大地一场政治寒流过后,数十万知识分子被戴上了“帽子”,我也难逃厄运,成了这数十万“分子”中的一分子。1958年3月,我和我的全家,都被撵出上海,押送到皖南山区上海市公安局所属的白茅岭农场接受“改造”。在那里,我“有幸”认识了陈歌辛先生,原来在那场政治寒流中,陈先生也不幸成了“罪人”,终于和我成了“同学”（在改造农场里,“分子”们是不能称“先生”的,也不能称兄道弟,     

烙印

自1961年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至今快47年了。在此期间,我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一路走来,可真是变化万千哪。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三农”问题,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三农”问题,以改革开放的方式来解“决三农”问题。邓小平“的三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和创新。     

烙印

自1961年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至今快47年了。在此期间,我先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和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一路走来,可真是变化万千哪。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及其他

理论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看法，许多看法甚至针锋相对，我们不仅要以平常的心态看待这些争论，而且对于这些争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要有清醒地认识。“中国模式”产生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任何借“中国模式”否定改革开放的想法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只有以更大的努力和决心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使“中国模式”健康成长起来。     

台湾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变迁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我任郑州市市长期间的几件事（六）

六、郑州日产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但郑州的经济发展还停留在计划为主、国有为主的状态,马路市场就算个体私营经济了。1992年,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中国从此不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逐步明晰,全国上下开始一心一意谋发展。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从"北伐论"到"北学论"——试论李氏朝鲜对清朝态度的转变

清崇德元年(1636),“丙子之役”李朝由明朝的藩属国正式变为清朝的藩属国。这一转变形式上看似简单,但就李朝的思想观念而言,却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痛苦磨合过程。其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反清复明”的“北伐论”到“力学中国”的“北学论”的转变。本文对李朝这一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我的改革开放研究之路

<正>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历史性变迁,对改革开放有着特殊的情感。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的40年时间里,我的追求与目标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198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选择从事改革开放研究;1986年,被抽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研讨小组从事改革研究;1987年底,脱去穿了20年的军装,     

中日知识分子的"崇文"与"尚武"

中日知识分子可比较之点颇多,本文只从历史的角度,选择“崇文”与“尚武”作为比较内容,探讨中日知识分子“崇文”与“尚武”的原因及其影响。宋代皇帝们“重文轻武”的思想与政策,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成为“文弱书生”的渊薮。由于在知识分子中还有不绝如缕的乱世“右武”思想与主张及其勇武精神,才使近代中国免于列强瓜分。日本知识分子所受“尚武”风习的熏陶自中世开始,中经近世直至近代,几乎没有间断,其“尚武”程度远甚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知识分子由于“尚武”精神的过度膨胀,从而导致支持政府发动对外战争,走向摆脱外敌入侵时所起作用的反面。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再探讨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运动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多快好省”转向“质量第一”。运动开展了两次：第一次由中央下发指示，即自上而下地开展；第二次则是在央地互动之下，由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即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既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中提振了中国经济，同时还树立了“质量第一”的发展思想。     

体育交流与改革开放:“省港杯”足球赛的创立

始于1979年的“省港杯”足球赛是改革开放初期由以霍英东为代表的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发起、获得地方政府支持和中央政府批准的一项体育赛事。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友好气氛中,第一届“省港杯”足球赛在广州和香港两地成功举办。这项赛事促进了粤港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对广东的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增强了香港同胞对于内地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