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掖建设大运动场的几点思考

张掖市委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建设丝路明珠金张掖,实现幸福美好家同梦”的奋斗目标,从建设大运动场的角度考虑,就是要进一步发挥体育旅游资源优势,吸引一批新的高端品牌赛事,聚集一批新的体育休闲运动项目,开发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休闲运动产品,常年推出融自然与人文、观赏与体验为一体的户外活动,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赛事承办地和户外运动体验区。     

铁打的白宫 流水的总统

2009年1月20日,这情形将再一次发生,届时美国将迎来新的内阁成员,新的议会,新的外交政策,新装饰风格的白宫东翼,新面孔的丢人现眼的总统亲属（这方面可不乏前车之鉴）,自然还有新一批的总统宾朋。然而在历届美国总统的私生活中,也有许多事情是多年如一的。白宫终身任职的管家团队的女佣一如既往地为总统铺床;厨房的炊事员照样削土豆,炒鸡蛋;园丁仍旧会在春天种下3500株郁金香球茎,让它们在“玫瑰园”开放。     

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长城资源调查等项目的过程中,对部分汪古部的投下城作了专门的调查与测绘,获得了一批新的资料。本文结合新的调查、测绘资料及文献、史料考证,对汪古部领地内的投下城作一梳理探考。     

古代帝王陵墓

历史上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建都陕西,统治者的下葬地亦少有例外的择在都城附近.在“事死如事生”的古代社会,帝王陵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最高丧葬礼仪,从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统治阶级社会历史活动的缩影.对帝王陵的维护,可溯至汉初对始皇陵的整修;唐宋时加而有甚,如北宋开宝年间“发厢军千人”重修了一批帝陵下宫;清代时,陕西巡抚毕沅曾两次修茸昭陵陵园,还对境内陵墓做了系统的勘察、考定和立碑.本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调查和抢救发掘工作的展开,以及一批帝陵博物馆和保护机构的相继建立,则划时代地把对陕西帝王陵的总体认识与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光影守望者

皮影自汉代起流传两千余年,经历过无数次风雨劫难、兴衰起落,如今虽然日渐式微,却仍然有一批人执著于此,尝试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的生机,只因为那鼓声灯影里,有太多诉不尽的动人之美。     

论我国南方出土的商代青铜大口尊

在我国南方地区,历年出土了大量的商代青铜礼器,其中有一类大口尊出土范围广,发现数量较多,在南方商代青铜器中非常重要。从50～80年代初,安徽、湖南、重庆和陕西等地就不断有大口尊零散出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两座器物坑,从坑中又出土一批大口尊。特别是近年来,在湖北等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学术界对三星堆出土的包括大口尊在内的青铜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对四川地区同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青铜文     

河南邓州王营M125战国墓发掘简报

2010年、2018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两次在邓州市张村镇王营村发掘了一批两周时期墓葬。其中M125出土有铜、陶、玉器等随葬器物30件,尤其是该墓出土的玉器组佩材质优良,保存较好,制作精美,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楚国玉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依据墓葬出土器物可初步判断该墓的年代为战国中期。     

山西垣曲发现的石器

山西垣曲县华峰乡等地发现的一批旧石器,为探讨古代人类在垣曲的分布及生存环境、研究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了解该县境内细石器的分布和类型,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     

陈家墩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１９９３年秋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德安县博物馆对位于该县米粮铺乡的陈家墩商周时期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清理了一批水井,出土有木器、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等一批较珍贵文物,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关注。为更清楚地了解其文化面貌及内涵,１９９４年秋冬,省地考古部门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 此次发挥由李家和领队,参加发掘的有刘诗中、徐长青、周迪人、余志忠、于少先、邱文彬等。杨明、傅雪如参加了资料整理工作。 针对因地势造成的文化遗存分布较分散的特点,此次发掘分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布方,共布方１８…     

大同广灵洗马庄旧石器遗址调查与再探讨

2010年春季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对山西省广灵县进行调查时,在洗马庄遗址采集到一批石制品,标本数量共计300余件。本文通过对所获得石制品进行观察、分析,从而对洗马庄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基本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遗物的发现不仅是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这一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佐证。     

国保单位公布背景与演变

每一批国保单位受当时的社会背景、文物保护理念等的影响,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和时代烙印,都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入新的文物保护理念。本文对第一至六批国保单位公布的历史背景进行回顾与综述,以期探讨国保单位的发展脉络,以及国保单位在社会历史影响下所形成的特点。     

新疆古物陈列馆兴衰记

新疆地处丝路古道的通防,是东西文化菩革的宝地。由于气候、地质的特殊条件,地下蕴藏的古代文物,历千年而不腐朽。清末民初年间,世界上兴起一股丝路探险考古热潮。很多国家的探险考古家们纷纷来新疆、敦煌等地发掘、搜寻古物。据日人石田干之助在《中亚探险之经过及其成果》一书中统计,自1856年至1910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先后来新疆等地的探险家就有70批次。其中俄国28批,日本3批,英国15批,德国9批,瑞典7批,法国5批,美国、匈牙利各1批,不明国籍老一批。他们手走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可是在新疆却没有一处收藏文物的博物馆。193…     

军区风云 司令传奇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我国现代化战略思维的调整,相应地,对军队的国防现代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军区体制进行了多次调整:从建国之初的六大军区、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十三大军区,到60年代调整为十一大军区,80年代中期缩编为七大军区。每一次变化背后,都记录着一段当代中国不断变革的历史,都是一次历史的进步。这背后有着一批批生动传奇的人物,也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发现有关中山先生生平事迹资料

新近又发现了一批有关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的珍贵资料。其中有1924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包括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人名单的照片,它是由孙中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连载3）

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 按中共中央早期的惯例,党代表大会是1年召开1次,这个符合民主原则、有利防止党内独裁的制度后因局势的变化,出现重大改变,但至少“六大”前这一制度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四大”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特别是如何应对右派的攻击和孙中山的“右倾”。这时,南莫斯科、巴黎等欧洲国家回来的一批热血青年,以知识、能力、热情及国际背景给中共中央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后起之秀”,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周恩来、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等人。     

试论鄂西夏商时期古文化

鄂西地区在楚文化和原始文化考古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无论是田野考古发掘,还是文化分期、渊源探索等都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突破性的进展。随着楚文化和原始文化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对夏商时期的古文化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和认识,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全面展开及田野考古发掘的增多,又陆续发现了一大批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大大地丰富了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就鄂西古文化的发展     

探赜索隐,着眼未来——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述要

1995年已经过去,新一年悄然而至。逝去的一年里,史学理论工作者又做了不少新的理论建设的工作。他们出版了新的专题性的史学理论研究著作,撰写了一批有关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编撰方面的理论探讨文章。第九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会议也在昆明等地召开。1995年是全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又一个丰收年。兹将有关情况综述如次。     

云梦龙岗发现秦代墓葬和秦法律文书

1989年10——12月,省、地、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云梦县龙岗配合县公安局“三所”(预审、拘留、看守所)工程建设进行考古发掘中,发掘了九座秦代墓,出土了一批陶器、漆木竹器等。其中M6出土的一件木牍和一批竹简,简文内容为一种新的秦法律文书,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周总理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

正今年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41周年。在他生前,我曾有幸几次见到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我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中央领导同志不卑不亢应对江青等人的场面。"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召开1973年底、1974年初,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批不起来,也批不下去,甚至遭到抵制。这次"批林批孔"目的之一是批周总理;"评法批儒"批党内的"大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等等,     

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

因进步历史观的指导而推动史学研究臻于新境,这是学术演进的通则。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前一次是在"五四"前后,后一次是在1949年以后;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新中国成立初年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一批原先在严密考证上训练有素、重视因果关系等治史观念的学者,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自觉地探求历史演进的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遂将新历史考证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蒙文通、谭其骧、唐长孺、赵光贤等位学者,分别在通论性研究、民族史研究、历史地理学、断代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为其中的出色代表。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它与新历史考证学的方法互相贯通,而又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更深刻的洞察力。精熟典籍、考证严密的学者掌握了它,思想认识能力就能大大得到提升,在学术研究上跃进到新的阶段。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高度珍视并予以大力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