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

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的调处活动评析刘建武从一二八事变爆发到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国际联盟在解决中日冲突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并为举世所瞩目。这是研究一二八事变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国联行政院的调处与上海战火的停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不仅...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即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开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调停中日争端的历程.国联的调停,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胡适始终信任国联,坚持国联外交;罗隆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认识国联的局限性,进而怀疑<报告书>的法律效力,最终发出"信任国联者,醒矣!"的呼声;胡愈之从一开始即对国联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分析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大致不外这三种状况.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三人之所以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以及对中日实力的认识不同.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探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赖国联,对此冯玉祥始终坚决反对.究其原因,一是基于他对国联的深刻认知,二是源于他坚定的民族气节,三是出于他个人企图东山再起的考虑.总体上观察,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不足.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将此事诉诸国际社会,希望国际联盟伸张正义,结果是国际联盟决定组建调查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一般研究将调查团置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叙述框架内,强调调查过程和调查报告书,对调查团的产生过程缺乏整体研究。在国联调查团产生问题上,中国不仅与日本在国联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论争,而且强烈呼吁英美等国支持组建调查团,各国之间的交锋异常频繁。以国联行政院第65届常会的三个阶段为时间线索,以中日围绕是否派遣调查团的辩论为叙述脉络,系统呈现国联调查团的产生过程,可以凸显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性"。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研究

一战期间,欧美相关政治力量在通过建立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上,达成共识并进行了相关的筹划。一战后召开巴黎和会,协约国在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各种构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但该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得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在调处一战后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日本侵华罪证《真相》说真相

"TRUTH"(以下称《真相》)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最早搜集的日本侵华罪证汇编。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报告书据此宣布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性质,由此成为国际上第一份对九一八事变作定性结论的文献。《真相》这份材料是如何形成并送给国联的?尘封70多年后,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并收藏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这背后有着怎样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国民政府为什么对日本采取了“诉诸国联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确立诉诸国联的政策是以国民政府中央部分领导人所形成的共识为基础的,是国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它是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前提下、在直接交涉走不通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其次,它是国民政府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外交策略的必然选择;最后,申诉外交政策的抉择与国民政府和国联关系的发展有关。     

论长城抗战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和九一八事变时已有所不同:从最初的不抵抗,一味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转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派遣中央军的3个师投入作战。但它又显然不同于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在这时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而进行局部抵抗?为什么在抵抗了5个月后又同日军签订《塘沽协定》,以妥协告终?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解读中共抗战史的发生——由“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说起

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是毫无疑义的起点。在这历史的起点,中共是当事各方都没有忽视的重要存在。实际上,当时日本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中国共产党这一因素在东北问题复杂性中的地位。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员到东北实地考察时,日方以当地“土匪”有受共产党“策动之虞”,配置装甲车,作为国联专列的“先导”,①以作微妙的提醒。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战外宣(1931—1938)——以杨光泩及世界电讯社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推进抗战外宣,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海外通信社——世界电讯社。杨光泩出任世界电讯社社长后,极力推动电讯社的业务发展,为争取国联各国的舆论支持而努力。日本退出国联后,国民政府中止了对世界电讯社巴黎办事处的资金支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杨光泩又被委以外交宣传的重任,世界电讯社巴黎办事处得以重新设立。     

日内瓦藏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的结构和价值

"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国联和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分为"S系列"、"R系列"和"BOOK系列",系统地记录了李顿调查团在中日进行实地调查的经过,反映了中日双方和第三方的观点。初步研究表明,国难当头时刻,中国各界尤其是东北民众,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全面揭示了日本蓄谋制造事变、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实,是研究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史的最新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锦州中立区计划

锦州中立区计划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日军进攻锦州时向国联提出的应急措施,其目的不仅是希望通过这个计划保全锦州,以争取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诱使英、法、美等列强直接介入,以得到国联和美国行动上的支持。在国联讨论这个计划的同时,中日双方在南京、北平等地进行了交涉。由于列强拒绝担保、日本态度强硬和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     

中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思想探源

中国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思想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初民众广为倡导的建立反日国际同盟主张的提出。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日益恶化,推动着中国民众就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中国在未来大战中应采取的方针进行广泛的讨论和预测,建立国际反日同盟的思想在这种讨论中应运而生。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这种主张并没有作出积极响应,而是致力于推动国联发挥政治影响力和争取国联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的外交活动。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

1932年3月-9月．国联派出调查团专程赴中、日各地,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事件展开调查。该调查团团长李顿在此期间所记日记,较为详尽地记录了以他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同中、日两国军政要人、各界人士会谈情况,也反映了中、日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及其本人的一些看法．还有对最后形成的报告书的总结性陈述：这里所刊李顿日记与本刊前两期登载的李顿信件来源相同,可互为对照。日记记载时间虽不如信件完整,但内容上更侧重于工作事务方面,因而有更高的史料价值。     

浅析国联调查团派遣案的出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和远东危机的处理,展开了一场侵略与遏制、勾结与绥靖的错综复杂的角逐。“国联”是进行这一角逐的主要阵地。决定派遣国联调查团对事变进行综合调查,是国联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上迈出的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一步。由于调查团的派遣,英法等操纵国联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