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_1主人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两座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有“汝阴侯”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漆器铭文中有“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纪年。《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阜阳双古堆西双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读了简报,获益颇多。但简报认为“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并认为“双古堆M_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法门寺藏经史初探

佛教经典是佛教的三宝之一,自应受到佛教徒的重视,从法门寺建立之日起,就会有佛教经典的收藏。这种推论虽在情理之中,但是,法门寺早期的历史,因资料缺乏,难以论其究竟。诸如《大唐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记载了北魏时的“太白二、三僧”,《集神州三宝通感录》记载了武德年间的普贤、惠业与法门寺的关系,但都没有触及法门寺是否有收藏佛教经典的问题。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的事实。     

关于《朔州出土金代墓志》的两点看法

编辑同志： 《朔州出土金代墓志》（见《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的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１、认为“完颜亮的正隆年号,不是丙子年开始,应是甲戍年开始。”这是不正确的,原因是撰者完全相信了墓志,但墓志中纪年常有讹误。根据墓主“享年三十有二”推断,其生于“甲戍”年是正确的,“甲戍”当为金贞元二年（１１５６年）,墓志写作“正隆甲戍”当是误记（因民间对属相是熟悉的,而年号未必记得准确）,应订正为“贞元甲戍”。２、认为“（海陵）天德为四年,贞元为三年,正隆为六年,共十三年。”而“各词典附录的历代纪年表中,…     

有关吴国国君在位年代问题

春秋后期,处于长江下游的吴国,曾赫赫一时,然史籍记载其国君错乱乖误之处颇多,今就在位年代,缕述如下,以供参考.一、余祭和余眛的在位年代.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吴王余祭(一作“戴吴”、“句余”)自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至昭公十一年(前531年)在位17年;吴王余眛(一作“余昧”、“夷末”、“夷眛”)自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至鲁昭公十五年(前527年)在位4年,《中国历史纪年》即以此为依据编辑该二国君纪年,其后《中国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纪年表》均因袭之.《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部分)于公元前531年条下书作“吴王余祭死,在位17年”,注中说:“《春秋》谓余祭于公元前544年被阍所杀.此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又于公元前     

梁惠王"后元"年数考

梁惠王改元为“后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大事。“后元”之年的确定对于根据古本《纪年》来订正战国后期纪年是一重要的标尺。由于文献记载与后人引《纪年》之说的差异,所以在“后元”年数的确定期上尚有歧异之处,我们通过对史料的辨析可以看出,梁惠王“后元”应是从他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开始的。梁惠王“后元”一共十七年,其年代是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18年。     

兵俑痕迹“辛卯”二字不是纪年

《文博》94年5期所载赵成文同志《痕迹考证与秦陵兵马俑之谜》,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但将俑身偶留的“辛卯”二字当做纪年,从而断定兵马俑作于秦始皇三十七年,还值得商讨.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考察与管见

在傅惜华编的《汉代画像全集》中,有一幅传出自山东沂水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因其中有所谓“元凤”二字铭刻,便著录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前80～前75年)的画像石。约在60年代李发林《略谈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及其分期》一文,又首引此例作为最早的有纪年汉画像石的例证。随着对汉画像石研究工作的开展,“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名声和价值日增,该资料已被研究和介绍汉画像石的文章、著述广泛引用,并被推定为山东乃至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     

明弘治《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碑——法门寺历史若干问题再探讨

一、碑文句读 一九九二年,法门寺在拆除清代建筑大雄宝殿时,从房基内挖出明弘治十八年(1488)刻立《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以下简称“大乘殿记”)石碑一通,出土时碑已残碎,经我们拼对,残长270,宽100,厚40厘米。碑弧首,圭额内篆书“重修法门寺大乘殿之记”,额旁线刻二龙戏珠,碑周边沿一圈二方连续忍冬花草。铭文楷书,碑文共30行,满行52字,字径3厘米。碑阴为功德铭,字多残缺,漫患不清。现将正文摘录於后:     

瓯海出土“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不是东晋物

《文物》1998年第11期刊登了《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出土东晋铭文砖》一文,报道了两座晋墓的纪年铭文砖材料,其中永和八年(352年)墓中除纪年铭砖外,还出土一件石质经函,由此作者将其定为东晋时遗物。据经函盖拓片“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可知石函用于存放该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为唐代所译之经典,共1卷,收录于各《大藏经》中。据《宋高僧传》卷二《寂友传》记载:“释弥陀山,华言寂友,覩货逻国人也。……天授中     

战国楚年辩证

司马迁《史记》关于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的历史纪年,有许多自相矛盾、混乱不清的错误。这些错误中有的属于系统性的误差,有的属于个别性的误记。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中的《田敬仲完世家》和《六国年表》均作六年,面《竹书纪年》作十八年,但青铜器《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这说明,“《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史记》关于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存在着少记十二年的系统误差。又如,《史记》中的《秦本纪》和《六国年     

法门寺文物研究的几个问题

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是法门寺研究的基础,几年来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回顾法门寺文物考古研究,述评方法得失,对提高研究水平,扩大影响,繁荣学术事业有积极意义。 《物帐碑》的分类与帐、物勘对 韩伟先生在《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帐考》一文中认为“除去重量统计粗疏外,物帐与实物有４种不符合情况：１、有物无载５５件;２、有载无物７件;３、载少物多３件;４、载多物少５件”。出现误差原因,第一、有物无载者,主要是地宫封闭之时临时供奉的。“其二、盛放影骨的供养器,多有物无载”。其三、曾盛放过佛指舍利的器具…     

对《法门寺调查简报》的两点补释

《文博》1985年第6期刊登了西北大学历史系和扶风县博物馆联合调查组撰写的《法门寺调查简报》一文。《简报》中称:“……有略作盾形的铜牌,中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边刻‘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地大震,佛象跌落,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重造,仍送上顶’”。《简报》在引证铜牌上所铸字样时,在“佛像跌落”前掉了一个“将”字,并把“四月初七日”误为“二月初二日”。     

寿昌二年钱议

寿昌二年钱议卫月望近见孙仲汇等编印的《简明钱币辞典》２９０页中收有寿昌二年大钱一品。这是久闻大名,不见庐山真面目多年之物,喜出望外,遂成此议,以求教于方家。按此钱名,初次出现于《泉币》第１６期３３页。《直读重熙》一文中,初印于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原文略谓：“罗君此品［指直读重熙］……与辽制不符。虽色泽古旧,当出边炉。近见大辽天庆,寿昌二年,清宁乾统诸大钱,文字亦不符,皆工人戏作耳。”此文标题下署“罗沐园藏”,但看文意并非罗氏所撰,不知为何人大笔,或为编辑者郑家相？寿昌二年又不知在何人处所见,偶此一现。事隔５０年,未见其它记录。１９９０年７月,曾与亡友马定祥先生通信讨论辽钱问题,蒙复长信一封,其中说到此钱：“至于大泉,寿昌二年,是我往昔得此北京程伯逊,后归孙鼎”。已道出来龙去脉矣。寿昌是年号,但《辽史》作寿隆。穿下字为贰,惟贝字略像耳字,上“二”字连笔似“一”,或为原钱不清,或为拓图不显。穿左为季字,即年字之异体。《简明钱币辞典》提到此钱时说：“辽代大钱极少,一些纪年钱如大康六年、大康七年、寿昌二年等,都属瘗钱性质。”李侠、晓峰合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２４页云：“纪年钱。辽道宗更铸有清宁二年、大康三年、大康     

光绪千字文钱辩证

《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上师宝珍先生的《光绪通宝背<千字文>管窥》是一篇认真的文章。作者引经据史作了大量考索,得出千字文钱是一种依序的纪年钱的结论。笔者以为此论不妥。《千字文》开篇即有“洪荒”字眼;而“日月盈昃”中的“昃”字,意为日过午而将斜落,显然也是不吉之词。对于迷信卜兆、崇尚吉语的封建王朝来说,事先就规定在钱币上使用字义连贯的《千字文》用来纪年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发现“洪”、“荒”、“昃”之类不吉字眼的钱币实物是必然的。师文揣测因该二年度铜贱银贵才没铸造“洪”字钱、“荒”字钱,事实上即使铜再贵,统治者也不会允许“洪荒”字样的凶钱出现。这是一个简单的情理。如果真需要以钱文纪年,那么天干地支是最可行的法子,背甲乙丙丁的崇祯钱已做了很好的样板。光绪年间的     

法门寺的起源与拓跋育——从法门寺北周碑文来分析

有关唐代名刹法门寺起源的史料,目前有两条受到学术界高度的重视.其一是见于唐大历十三年(778年)立于寺内的《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铭并序》碑文中的有关记载.即“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口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其二是见于1987年春天从真身舍利塔地宫发现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中的记载.即“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上述两幢碑文中所看到的“大魏二年”和“元魏二年”,再结合后文中出现的拓跋(拨)育来分析,使人最容易将两者推测为同一年.那么,大魏(元魏)二年究竟是指哪一年呢?围     

关于秘色瓷的几个问题

越窑青瓷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内容,“秘色瓷”又是越窑青瓷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从1987年、1988年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对法门寺地宫进行科学发掘时,在地宫里发现精美瓷器16件,其中秘色青瓷14件。这些瓷器大部分在《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中明确记载为“秘色瓷”。这样下藏的秘色瓷实物和文字记录对上     

关于“八王之乱”结束的时间

“八王之乱”的结束是以东海王司马越的胞弟南阳王司马模杀河间王司马颐为标志。《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及辞书、年表都将“八王之乱”结束的时间定在公元306年。这一年代,在中国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上是有出入的。《晋书·孝怀帝纪》记载:光熙元年“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为乐城县王。南阳王模杀河间王颙于雍谷。辛丑,以中书监温羡为司徒”。《资治通鉴》卷86也如是记载。由此可知:司马颙被杀是在光熙元年十二月己亥日     

高邮出土南宋铁钱补录

南宋铁钱已清理出不同品种四百余种,在《中国钱币》中陆续刊出。在继续清理过程中又发现了新品二十种。其中有六种年号钱。背文纪监钱二种、纪年九种、其它三种(见附表、附图)。南宋铁钱铸造监首次清理发现十监。这次新发现一枚“淳熙元宝”背穿上“泉”为前所不载。查丁氏《大辞典》、《图说》均有淳熙元宝背“泉”真篆两种铜钱。这枚背“泉”铁     

关于大事记的思考——广东省首轮93部区县志评析之六

一、大事记的功能定位 旧志中没有“大事记”,却有类似大事记的体裁,其端绪至迟见于南宋。绍熙三年（1192）曹叔撰《永嘉谱》,首列“年谱”,“似为方志有纪之始”。迫嘉定七年（1214）高似孙撰《剡录》（即嵊县志）以《县纪年》为首篇,用编年体记载全县大事。历代方志不断有人效法,但称法不一,其在志中的位置也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