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东南地区古代的民族名称

先秦时期,创造我国东南地区文化的主人,过去学者一般均认为是越族(百越)。可是在近年来,有些治越史者又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1.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把越用为族称;2.福建的土著族是“闽族”,汉代的“闽越”系福建土著“闽族”与南来的客族“越族”混合;3.“越”是被称,越人自称“濮”;4.“百越”与“百濮”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称呼,战国以前称“濮”,战国以后通称“越”。针对以上各家之说,本文也就“闽”、“越”、“濮”诸族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依史书记载,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苏、皖、浙、赣、闽和台湾等省,古代居住着一些不同的民族。就各地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除福建、上海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外,其他省区均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福建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特色

追溯福建文化传统的源头,我们尚可发现几千年前古越族先民在福建这片土地上留下的雪泥鸿爪,这些断发纹身的“东南蛇种”,在地老天荒中创造了福建文化最遥远的一章.然而,岁月悠悠,历史的尘埃渐渐湮没了他们的痕迹.汉晋唐宋以来,一次次中原汉民的南迁洪流涤荡着古老的越族文化,越族先民一部分被融合,一部分退居山林.第二期的福建文化就由那些南来的汉人及日渐同化的越裔来谱写了.福建地僻东南一隅,濒海而多山.绵亘于西带边界的武夷山脉.曲折绵长的海岸线,给这时期的福建文化造成了这样一种地理环境:西南与东北的阻隔则不易受政治及战乱影响而利于存留中原古文化,并融汇形成自身特色;东部、南部面海而难以交流.终于,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航海业的日益发达,濒海优势给福建文化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唐宋以后,福建成为域外文化入华及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的交汇点.宋元的阿拉伯、波斯宗教、建筑、商业文化入闽,明清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浙并随之带入西方文明,使福建文化第三期再呈异彩.本文拟就福建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特色作些探讨,试图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略抒浅见.     

福州民间信仰源流初探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特别发达。闽都福州的民间信仰与整个福建民间信仰形成"同中见异"的关系。福州民间信仰在土著—闽越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汉唐以来不断吸收融入中原汉族宗教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闽越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产物。尽管在中原宗教文化的浸润下,中华汉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日深,然而在融合重构中本土化地域特色愈见鲜明,由此勾勒出闽都福州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多彩风貌。     

鸦片战争与近代福州地区社会结构的演化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页,以鸦片战争为契机,福州地区的近代史记述了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结构演化的过程。福州地区处于闽江下游平原,背靠广袤的农林业腹地,是福建最早开放的口岸。山的凝重和海的活脱形成了十分突出的共时差异性,体现了地区心理、文化行为、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一系列特色。由于福州地区得海外风气之先,地区共时差异性既甚突出,却又有其历史圆融性的整合,遂在传统社会中注入了新的活力激素。它为本地区往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当时的福州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     

福建汉文化的由来及其发展形成的过程

福建历史上不是汉族的居住区,汉文化(不仅指汉族文化,包括其前身华夏文化)成为福建主体文化主是要通过封建郡县的设置和汉人的移入而发展起来的.本文仅就汉文化传入福建及其发展形成为主体文化的过程谈—点看法.一福建文化之起源目前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1987年在东山海域发现了一块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闽江下游有以“昙石山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此后发展起来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与东南几省有着许多共性.学者普遍认为创造这种文化的主人是古越人.由此可见,福建的古民族是由当地土著民族发展形成的,这就是《史记》中所称的“闽越”(有的称“闽”),因而福建古代的民族不是汉族(华夏族).     

先秦至宋元福建农业考古的收获

本文拟从40年来福建田野考古的发现.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谈谈先秦至宋元福建人民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成就.一1、稻作经济的起源水稻种植是农业生产中有决定意义的部门.考古发现表明,百越先民有悠久的种植水稻的历史.1949年以来.先后在长江下游及我国东南地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江西、广东、广西、台湾、福建等省区)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栽培水稻的遗址,其中尤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最为丰富,时间也最早,据碳14测定.距今约7000年.说明了居住在这一区域的百越先民是稻作的发明者之一.     

略论王审知对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闽文化，是中原汉族文化和福建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属于中华民族炎黄文化大家庭中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性文化。如果说宋朝是闽文化发展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那么晚唐五代则是闽文化的滥觞时期：而王审知便是闽文化的一个奠基者，播种人。     

台江史谭

福州台江大部分地区原先在水域中。约在新石器晚期,北部的闽江流域渐成一片冲积平原,之后成为丘陵壑地。西周晚期,吉祥山一带就有闽族先民临江而居,从事狩猎和农业生产活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闽越王无诸、东越王余善在丘陵上建寺庙,称大庙山,海拔仅31米,并筑越王台、钓鱼台。唐代,王审知人闽,在福州筑“夹城”,其南城宁越门在今南门一带。于是,“登南城翘望,有台（指越王台、钓鱼台）临江”,台江由此得名。     

基于古DNA检测的福建昙石山遗址出土人骨遗骸及相关问题的可行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以人类或古生物遗骸中所遗留的DNA分子为材料的古DNA研究正逐渐成为国际科学界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福建昙石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骨遗骸进行古DNA检测分析,不仅可以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为了解我国先秦闽族的渊源和流向,清昙石山先民的族渊、历史变迁及其与"南岛语族"在时空架构上的群体继承关系等重要问题提供科学证据,同时还可以获取该群体的内部信息,构建家族谱系关系,判断当时的社会性质,进而对了解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类文化生存的各方面背景、全面恢复人类历史面貌等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从人面纹石雕像看查海文化的精神崇拜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和辽宁大学合作,在辽宁省西北部查海遗址周边进行了多年调查,并对调查发现距离查海遗址较近的塔尺营子遗址进行发掘,确定其是查海文化类型遗址。塔尺营子遗址发掘丰富了查海文化研究考古学实物资料,特别是出土的长方体燧石人面纹石雕像,成为查海文化精神崇拜发展水平的考古学实证。这一考古新发现确定了查海时代先民就已经熟练掌握了石雕像的制作技术,丰富了查海文化的内涵,为查海文化先民精神崇拜发展状态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考古学理论基础。     

闽江下游早期几何印纹陶遗存

福建几何印纹陶遗存,指的是大体相当于中原先秦时期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它以几何印纹陶器和石锛为主要特征.常伴出有少量的釉陶、原始瓷及小件的青铜器.从目前福建已经出土的资料看,这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内容也最复杂的一类文化遗存.在福建的考古学及古代史的研究中,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早在30年代,已故的林惠祥教授在武平等闽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时,就已经发现了这类遗存,但主要的田野调查、发掘和初步的研究工作,则是在1949年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特别是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全面考古调查中,发现了数以千计的遗址及遗物分布点,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一类遗存.其中有些遗址已经进行了不同规模的发掘,主要的有闽侯的昙石山、庄边山、溪头、黄土仑、福州的浮村、福清的东张、浦城的石排下、东山的大帽山、云霄的墓林山(又名尖子山)及南安的(犭西)子山等十多处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及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     

东南越族文化特质与铜鼓

我国东南地区在远古是越族的活动舞台。越族先民所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在苏南和浙江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嵩泽文化、良渚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在江西和粤北地区有仙人洞文化、青塘洞穴群、山背文化、石硖文化等,在福建台湾有昙石山文化、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等,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西樵山文化、贝丘遗址等。 东南地区的古越族从历史记载看,商朝时的蛮或荆蛮大概也包括了越人在内。西周时,越族在东南地区有越、于越、闽等。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越族最先进的一部分在江浙一带建立了强大的越国,共传八代历一百六十多年。战国晚期,有扬越和百越:扬越指分布在扬州地区的越族,即今淮南、长江下游及岭南的东部地区,有时也扩大包括了整个岭南地区。百越和扬越一样,是对当时分布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带来的新思考

钱山漾遗址最早由慎微之先生于1934年发现。1956年和1958年原浙江省文管会对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2005年,为配合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湖州博物馆联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发掘表明,钱山漾遗址是一处经先民们反复营建居住形成的台型遗址。土台的营建和使用主要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是一处属于太湖地区青铜文化-马桥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而土台营建使用的前三个阶段即该遗址的早期堆积是一种目前在太湖地区还处于探索和认识阶段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由于钱山漾遗址早期堆积文化面貌、性质和上海“广…     

《中国书画·西禅书院作品集》序

福建之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自西晋太康年间,佛教传人吾闽,历一千七百多年之漫长岁月,于传播、繁衍中对闽域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亥4影响。高僧辈出之福建佛教于中国汉族地区与东南亚各国亦拥有其突出地位。1983年国务院公布全国汉族地区首批一百四十二座重点佛教寺院中,福建竟占十分之一强。地处福州西郊祭酒岭山脉怡山之麓的西禅寺便是其中之一。     

淮河中游地区的史前生业经济考察——安徽省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研究

近几年,淮河中游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陆续开展,揭示出这一地区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生业经济作为史前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全面认识古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和研究视角,成为现今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安徽定远县侯家寨遗址出土动物遗骸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探讨该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结合双墩等遗址的已有研究,可对淮河流域史前先民的生业经济活动等进行探讨。     

福建光泽走马岭玉器的形制特征、文化属性、年代及相关问题

本文分析近年在福建省光泽县走马岭遗址出土的牙璋等8件玉器,指出它们分属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后段、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制作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530年之间,是中原地区及甘青地区与辽西地区的作品。其中牙璋的制作年代最晚,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它们可能是从以牙璋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中原核心地区传播出来的,在走马岭遗址的埋藏年代在公元前1530年之后至商末之前的商时期。走马岭牙璋等玉器的发现,显示福建沿海地区与二里头文化相同的遗存应是通过福建西北部到达福建东南沿海一带,并且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后的夏遗民的文化遗存。     

河北滦平县石佛梁遗址调查

石佛梁遗址位于河北省滦平县城西12公里的石佛梁,遗址保存基本完整,遗物丰富。采集到的遗物主要有石器及陶片,从调查的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具有一定规模、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它的发现为燕山中麓地区新石器文化早期阶段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淮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绚丽画卷──舞阳贾湖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可称是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淮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诸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丰富的遗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八千年前淮河上游地区先民生活的绚丽画卷。     

从大溪彩陶筒形器看史前长江中游先民的审美意识

自1959年中国考古队在重庆市巫山县大溪乡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并命名为“大溪文化”以来,当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纹饰繁丽、富有特色的彩陶。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彩陶筒形器”或“彩陶瓶”的器物,造型别致,与后世花觚相似,为大溪文化的典型器。这些彩陶筒形器大小、造型趋于一致,且纹饰多样,多为红底黑彩。它们的功能一直被广大学者所猜测,文章认为其具有实用功能,是一种酒器,也具有文化功能,为祭祀的礼器,是长江中游地区“觚”的前身。此类器物更是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先民生活美学的集中体现。     

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关系简论

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分布于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上的两支原始文化.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是浙江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对河姆渡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1973年,第一次发掘河姆渡遗址后认为“河姆渡遗址有四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堆积,在文化面貌上,第三四文化层有别于我省以前发现的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是一个完全新颖的文化类型,因此我们暂将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第二文化层的时代和面貌相当于嘉兴马家浜和吴县邱城下层,第一文化层相当于吴县邱城中层和崧泽中层墓地”.这一认识在考古界、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尚有坚持此论者.1977年冬到1978年春的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期发掘,修正了以前的看法,认为“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的器物共性较多,有它统一的风格,但在某些器物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说明了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河姆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