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中英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积极谋划联合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此时,英缅当局为加强缅甸防卫,在还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土鲁撒"轮所载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军火物资扣留,此举引发了中方相当的疑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在缅与英美官员紧急交涉,蒋介石接到报告,极表愤怒,声称不惜中断中英联合作战计划。其后英缅当局又接连扣留新到物资并欲将中国其他存缅物资亦纳入统一调配范围,蒋乃向英方递交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坚持须先经中方同意才能改变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这一要求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鉴于日军攻缅局势的日益紧迫,双方从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的调停下互相退让,英方同意全数退还扣货,中方向英方移转部分军火,事件乃得以平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对美英军事合作的构想及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为推动与美英的军事合作,采取积极的战略导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美英代表针对派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国抗日、建立联合军事会议、制定全盘战略计划等等进行了大量交涉。美英两方无论是出于其本国的战略构想,还是针对中国军事力量得出的判断,都不支持中国的积极战略。因而,从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短短十几天的交涉,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成果,也没有实现蒋介石等预想的合作局面。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论中英香港问题的交涉(1927～1945)

19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不断高涨,帝国主义国家惶恐不安.英帝国主义如坐针毡,为保护其在华利益,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1926年12月18日,英国发表对华新政策的备忘录,声明“情愿将修改条约问题,及其它尚悬未决之问题,俟华人自己立有政府时,即行与之交涉”.     

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

1942年初,对日作战各盟国经过协商,成立统辖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盟军中国战区。1943年秋,英国主导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试图“侵蚀”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区域。其后,围绕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中英美三国断续交涉近两年。在此期间,除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英两国还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各自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与中英两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对军事方面的影响。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被迫将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盟军中国战区。中、英、美三国之间的交涉,不仅改变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而且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试论蒋介石在日记中关于国民党弊端的忧思(1927-1937)

从蒋介石日记可看出蒋介石常存忧党之念,他所关注的国民党弊端包括组织分裂、党员腐化和人才缺乏等,在忧党方面蒋介石所言与所思基本一致。由于蒋介石以构筑个人权势为目标,所以他对国民党弊端的忧虑,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替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可以说,蒋介石忧党的背后,其实在忧己。     

中日“间岛问题”交涉(1907-1931)

从1907年起,日本为了其侵略利益挑起"间岛问题",严重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东北地区的安全。经过激烈交涉,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以将"间岛"领土主权、杂居区域朝鲜人管辖权归于中方而暂告结束。但此后日本以设在延边5个商埠地的领事馆作为据点,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不断破坏《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并派领事馆警察不断向商埠地外杂居区域进行渗透、扩张,擅自扩大对朝鲜人管辖权,致使中日交涉仍然持续不断且更趋复杂激烈,直至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岛问题"交涉的实质是双方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斗争。中方各级官员经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日本的渗透、扩张进程。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与实践(1942—1946)

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对策 ,经历了由中国单独托治实现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转变。处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国国民党人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 ,受到法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日本突然接管法国在越统治以及美国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过渡期间对越政策的改变等诸多变数的影响与制约 ,致使这一转变既有因突生变数而导致的戏剧性变化 ,也有因未知变数而导致的自相矛盾与彷徨观望。战后中国在入越受降的有利形势下 ,却在法、越间两不讨好 ,最终招致内外俱失的后果。     

英日间就华北走私问题的相关交涉情形(1936.4-1936.5)

1936年前后,在日本暗中支持之下,华北地区走私活动泛滥,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致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锐减,也严重侵害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英国与日本就此问题进行了交涉.以下一组外交函电①反映了英日之间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对华政策及英国对日本侵华所持态度.     

民国时期的《贵州日报》(1940-1949)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贵州日报》与今天的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除了名字恰巧相同外,内容与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其版式编排与国民党《中央日报》大体相同,体现出当时报纸的一般形式,内容上所涵盖的范围大致与今天的综合性报纸相当,以反映本省新闻为其一大特点。内容上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版面安排上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是观察当时贵阳市民生活、了解西部媒体发展的一面镜子。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商业发展(1940-1945)

抗战爆发后,日军在苏中地区进行野蛮掠夺和经济封锁,致使苏中商业萎缩,人民生活困苦。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中共中央、华中局、苏中各级行署十分重视商业发展,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内外商业贸易,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战时需要,有力地支持苏中的抗日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了全民族抗战。     

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1907-1911)

1907年至1911年清政府与荷兰就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问题再次展开谈判。在谈判中,荷方强硬地将设领和华侨国籍问题捆绑在一起,因而,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中荷双方都加快有关国籍法律制定的步伐,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因之而加速颁行。以陆征祥为代表的中方对有关国际私法欠缺应有的认知,与此相关,对中国的根本利益的定位发生偏差,进而影响了谈判策略的设计。陆征祥起初主张中方既取得设领权利,又依据血统主义维持对荷印华侨的属人主权,并抵制、反对荷兰依据出生地主义制定相关国籍法律。然而中方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没有有效的手段逼使荷方让步。经过近四年漫长的谈判,中荷签订《和兰中国关于和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中国得以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而在华侨国籍问题上,中方完全屈服于荷方的立场,荷兰得以将出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收纳为臣民。     

中共太行区党委整风运动的历史考察(1942-1945)

抗战期间的整风运动,堪称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太行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则被视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整风中的典型。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太行整风最初呈现"似整非整"的延宕状态,但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太行根据地终将整风运动全面铺开。其中,太行区党委党校的四期整风班,特别是第二、三两期为整风的关键。整风过程中,根据地领导主要采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动员为特征的运动式党内治理办法,却也结合自上而下的组织手段。其间虽因审干出现一些偏误,在收束问题上也未尽顺利,但领导人总体上保持了冷静和理智,可谓"失焦而不失控"。     

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 ,对 1 951年 1 0月杜鲁门总统签署批准的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的研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本文详细考辨了该法案的形成及其影响。指出它既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国家经济遏制政策的产物 ,也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方面矛盾调整的结果 ;美国政府根据该法案而开展的国际外交 ,波及世界 50余个国家 ,不仅强化了巴统组织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系 ,而且昭示了美国经济遏制政策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