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国策会社集团与战时日本对华北通货政策

设立国策会社与发行日系货币、伪币,是全面抗战期间日本控制中国沦陷区经济的两大策略,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与华中沦陷区的情况相似,华北沦陷区形成了一个资本雄厚、规模庞大的国策会社集团。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推动下,“联银券”逐步取代日圆,成为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内部投资融资的“血液”。在两次“联银券”危机中,华北国策会社集团均成为...     

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的铁证——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及其发行的联银券

抗战爆发后,日本为了全面操纵华北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在北平筹备成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文章以馆藏联银券藏品实物为证,较为详细地揭示了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进行的残酷的金融掠夺,希望以此引起读者的警醒,也为业界研究提供参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及其成效

本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台湾"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和外交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财政厅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档案馆编四联总处史料集、民国报刊杂志等原始史料为依据,考察了国民政府管控侨汇的机构、政策、流向变迁历程及其成效。认为战时侨汇是外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金融抗战和军事国防联动布局的关键物资,国民政府对侨汇管控有其金融抗战和国防战略部署的双重需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汇管控存在着复杂的政策调整和隶属机构的变迁,这些措施增加了海外侨汇流入祖国。四联总处、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对战时侨汇管控做出重要贡献。文中1940—1945年度中国银行经收美元和英镑外币侨汇数额的统计图,填补了战时侨汇本币和外币统计数据欠缺的空白。     

试析1941-1958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

战后国际关系中,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最为引人瞩目,美国每年给予以色列数额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已成为美以特殊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于美以特殊关系中的援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即1941-1958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探讨1948—1958年以色列建国初期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     

国民政府对日本情报的破译(1938年1-6月)——基于孔祥熙档案的分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电报的侦收能力名声远播,但究竟如何,一直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通过孔祥熙档案中破译的日方电文,可以对战时中国的情报侦收能力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孔档中的破译电文,按其命名规则,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字”电文、“无字”电文及“H字”电文.这些电文包含了日方对中国各政治派别的情报刺探、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剥削.破译电报所呈现的战时中日之间的种种情形,皆为国民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了情报依据.对于破译情报的研究而言,除了论证情报来源的真实性之外,更深层次的研究应该是探究该项情报如何影响决策部门政策的制定,并最终影响中日两国间的生死较量.     

战时金融的困境与应对:1942年“四行专业化”述论

1942年前后,国统区金融面临着新困境。英美封存资金带来的金融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带来的军事转机和美国5亿美元贷款带来的信心,交织催生了应对金融困境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国民政府出台了四行专业化决策,以统一发钞权为关键举措,明确各国有银行的专业范围,提升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权,意图应对金融困境。四行专业化在金融制度建设层面上的调整是成功的,然而囿于战局发展、金融领域的人事沟通不畅、监督制度不足和5亿美援错失良机等,解决困境的实际成效不如预期。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借助四行专业化掌控四行,实现统制金融与军事、政治的紧密结合,透视出近代金融与政治、军事力量在实际利益层面的复杂关联。     

1928-1929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以日方档案资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是中共的在日组织重建和发展时期。在东京的支部遭受重创后,中共在大阪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对党员及地方支部进行重新整编。通过诸多形式,在中国留日学生、华人华侨中间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大力发展党员。中共党员经过多方努力重新开展地方支部工作,领导和建立了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性的社团组织,通过散发宣传物品、创办机关刊物等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宣扬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本共产党也存在某种联系。1929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同时行动,速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及留日学生,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批判、继承与反思——对1975-2005年日本民俗学研究动向的考察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期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艺术等领域,受中国影响较大。日本一方面学习、借鉴了中国文化的优秀元素,一方面结合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