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驻港企业研究(1937-1941)

抗战前期,香港是中国与西方保持经贸联系的最重要据点,国民政府所属的金融、外贸、运输等企业亦纷纷前来设置分支机构,使香港成为抗战经济的一个中心.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企业调剂金融,沟通对外贸易,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又得以购进急需的军事战略物资,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

近代香港华资工业发韧于１９世纪下半期,２０世纪以来,发展速度有所加快。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资工业步入快速成长期。其发展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一是原有华资企业走出了经济萧条时期苦苦支撑的困境,进入其有史以来的黄金年代;二是华资工厂的数量迅速增加;三是工业门类趋于齐全,出现一些填补空白性质的工业;四是华资工厂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相当提高。这一时期华资工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联邦特惠税制的实行;其次是销售市场的全面扩大,最后是国内工业企业大规模向香港转移。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美广播宣传(1937—1941)

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同时期内,国民政府中承担对美广播的电台不同,播音管理部门及其职权也多有变动,但最终在1940年夏季形成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掌管技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掌管内容的分工,这加强了对美广播宣传的专业性与隐蔽性。地处中美间的电台之转播是对美传音成功的必要条件,1940年5月后,马尼拉的美国电台与美国人斯图尔特的转接构成了对美传音的稳定新渠道。为增强对美广播宣传效果,中方增加节目时长,调整节目时段,因时制宜地制定宣传重点,但核心诉求始终是推动美国制日援华。得益于中美相关人士的默契合作,国民政府对美广播塑造了与美国在理想、利益层面均有相似性的国家形象,这有助于中国争取美援、坚持抗战。     

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

朱培德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幕僚长,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态度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促成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彰显,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着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朱培德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筹划军队整理与加强训练,他的努力成为抗战准备的一部分。朱培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     

外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7-1941)——以国际宣传处档案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为争取国际支持,以各种形式发动国际宣传,影响各国决策与国际舆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档案中,有一组外国民众寄呈蒋介石的信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间外交"的宣传效果。这组信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普通民众,代表了各国民间人士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与立场,他们在信中用不同方式表达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与支持。民间的认知虽有所限,所提计策亦难切实,却真实反映了外国民间舆情,正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基础。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亲历记(一)

1983年1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在这期间,由于分管外交部西欧司和港澳事务办公室,我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在幕后,后来走到前台,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十分曲折复杂,中方的谈判工作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精神的慰藉、调治与管束——论战时国民党军队伤兵政治工作(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受伤军人数量急剧增加。对伤残军人进行精神安抚和政治教育,顿时成为国民政府必须谨慎对待的紧迫问题。政工机构的渐趋充实和条令的次第颁布,带动了各地的伤兵政治工作。因伤兵的身体状况不同,军医院的性质相异,且政治、军事局势更在变动之中,故伤兵政治工作的侧重点随战局、政局的演变而演变。"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同样是伤兵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多种手段的配合使用下,伤兵政治工作收到了一定效果,为抗战建国做出了适当贡献。放眼全局,政治工作的效果与政工体制的优劣、国家财力的好坏、军医院的院务清明与否紧密相关。越到抗战后期,因政工体制固有的弊端、国力的衰颓、院长的贪腐等多种原因的交相错杂,伤兵政治工作暴露出的问题也越多。国民政府统治的若干严重危机越发清晰。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     

全面抗战时期鲁苏战区的政治工作——以政治部主任周复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为消除军队派系色彩、加强中央化,国民政府在各战区设立政治部,派出大批政工干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周复即是其中一员。担任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的4年多时间里,周复在山东建立了正规政工制度。山东作为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遍布的省份,地方军政势力错综交织、彼此掣肘,以周复为首的中央政工介入山东军事后,引起地方实力派的排拒。为此,周复积极在鲁苏战区军政领袖间沟通疏导,通过背后的中央资源吸引地方部队中上层军官,以此实现军队的中央化转型与“反共”目标。然而,掺杂地缘、学缘色彩的政工制度在落地过程中缺乏制度保障及实行条件,无法承载伴生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冲撞,反而激化了军队内部矛盾并衍生出分裂。受政工制度改革、军事衰微等多重因素影响,国民党政工干部的工作积极性随之降低。随着周复的阵亡,鲁苏战区政工工作名存实亡。     

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11--1941．12)

抗战前期,香港起到了中国争取外援和进行对外贸易主渠道的特殊作用。虽自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仍广泛地拓展了与珠江口东西两翼的扇状贸易运输网络,开辟了通过越南与中国内地的曲线贸易,并继续保持着与上海“孤岛”及华北重要通商口岸的联系。作为远东最大的自由转口港,香港成为中国、英美等国对日本进行经贸较量的重要场所,它在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内,有助于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了抗战阵营。同时,日本也利用香港自由港大肆走私,产生了负面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

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财源有三：捐款、会费、政府补助。其中捐款是该会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因此为何募款及如何募款便成为该会在募捐时相当重视的议题。在募款的理念上,同胞爱、积功德乃至人道主义,都曾经被提及,民国初年积功德的诉求,似乎更为有效。会费则是另一个重要的财源。中国红十字会在支出方面,大致有灾难救济、医疗卫生、战地救护、国际救援、推动会务、投资理财等项。对投资理财的重视,是该会有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特点,对于结余经费不再只是消极储蓄保值,而是积极投资以期蔟利．     

试论蒋介石在日记中关于国民党弊端的忧思(1927-1937)

从蒋介石日记可看出蒋介石常存忧党之念,他所关注的国民党弊端包括组织分裂、党员腐化和人才缺乏等,在忧党方面蒋介石所言与所思基本一致。由于蒋介石以构筑个人权势为目标,所以他对国民党弊端的忧虑,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替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可以说,蒋介石忧党的背后,其实在忧己。     

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转向因素试析(1945-1946)

迷信武力万能,几乎是国民党将领的普遍特征.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高层军事长官一贯的轻视下,在美式装备的诱饵面前,军委会政治部变更为国防部新闻局.这成为战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路线转向的第一个重要因由.力图与国共鼎足而三的民盟,其“还政于民”、“还军于国”的议案,等于抬出孙中山,逼迫国民党政府面对、处理军队国家化的难题.政治工...     

为做好修志和用志工作尽职尽责——哈尔滨市委修志工作情况的简要回顾

<正>中共哈尔滨市委的修志工作始于1990年,至今已经历了第一轮和第二轮两轮修志。此间,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善始善终地完成了《哈尔滨市志.中共地方组织》(以下简称《中共地方组织志》)第一轮修志的各项任务。在此基础上,认真推进第二轮修志工作,现《中共地方组织志》(续志)已通过"三审"和"验收",并即将正式出版。两轮修志编纂的《中共地方组织志》,详实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哈尔滨地区如何发动和领导群众推翻旧政权、     

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论抗战后期中英处置香港问题之方略(1943—1945)

从1943年1月中英新约签订之后到1945年8月英国重占香港之前的两年又七个月是决定香港命运的关键时期。新约签订后,中国并未因此在香港问题上放弃努力,外交上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拟将香港列为"自由港"以换得主权;军事上则制定了从曰军手中夺取香港的作战方案。与此同时,英国成立了"香港计划组",其工作的重点是在中国军队攻占香港的前提下如何实现重返香港。由于英国态度强硬,中国的外交努力未能奏效。1944年开始,曰军在中国大陆的一系列作战延迟了华南战场的战略反攻,日本的突然投降又使得攻占香港的军事行动未及实施即告终止。而英国殖民地部和军方积极筹谋,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之前,派遣舰队登陆香港的决策实质上巳基本形成,英国为实现重占香港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难民申请书中的日军暴行与日据前期的南京社会经济(1937-1941)

本文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汪伪政府振务委员会南京难民请求救济的申请书1000余份,确凿地印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指出难民区内无辜平民被滥杀,并非都是被怀疑为溃军的青年人;被屠杀的南京平民遍布城区、乡间、周边县份及省外;屠杀者既包括日军地面部队,也包括其他兵种。日军的焚烧、劫管等各种活动,直接摧毁了南京的各类产业,造成社会经济普遍凋落。尤为重要的是,申请书反映了南京大量的幸存者既要承受生计无着、物价飞涨带来的痛苦,同时更承受着亲人被惨杀等日军恐惧活动带来的身心折磨,日军造成心理致残的人口,与其造成的身体致残的人口同样是一大社会恶果。     

张嘉趝对日态度初探——以胡佛研究所藏《张嘉趝日记》(1935-1937)为中心

胡佛研究所藏《张嘉趝日记》(1935-1937)是研究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尤对国民党高层对日和战态度有着较全面体现。虽然日记并未记有张嘉趝本人明确的对日态度,但其呈现出的张与蒋介石、杜重远、张群等人的过从往来,恰是张嘉趝对日态度的体现。     

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应对危机,在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主要内容是机构调整与人员裁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能,树立政府威信。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具有延续性,以谋求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取向。在派系矛盾严重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时期的行政院机构调整与改革未能深入进行,但为抗战时期的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