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1907-1911)

1907年至1911年清政府与荷兰就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问题再次展开谈判。在谈判中,荷方强硬地将设领和华侨国籍问题捆绑在一起,因而,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交织在一起。为了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中荷双方都加快有关国籍法律制定的步伐,中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因之而加速颁行。以陆征祥为代表的中方对有关国际私法欠缺应有的认知,与此相关,对中国的根本利益的定位发生偏差,进而影响了谈判策略的设计。陆征祥起初主张中方既取得设领权利,又依据血统主义维持对荷印华侨的属人主权,并抵制、反对荷兰依据出生地主义制定相关国籍法律。然而中方既没有足够的实力,也没有有效的手段逼使荷方让步。经过近四年漫长的谈判,中荷签订《和兰中国关于和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中国得以在荷属东印度设立领事,而在华侨国籍问题上,中方完全屈服于荷方的立场,荷兰得以将出生于荷兰属地的华侨收纳为臣民。     

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自治与困境——以18—19世纪吧城公堂丧葬管理为中心

论文利用公堂审理华人民事案件和日常管理的档案记录《公案簿》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原始公堂数字化档案,从华人社会权力管制的视角对公堂的丧葬管理过程、华人丧葬规范以及丧葬背后体现的社会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探讨。1742年建立的吧城公堂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甲必丹管理的华人半自治机构,主要处理华人民政事务,其中丧葬事宜便是管理要务之一,包括倡建、购置和经营华人塚地,规范华人葬仪、丧服之礼。然而在西方殖民统治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堂在丧葬管理中面临唐吧贸易衰落后甲必丹们义葬观念的转变、闽粤二帮祭祀矛盾、华人美色甘及公堂内部人士对塚地经费管理的质疑以及殖民政府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对塚地的侵蚀等挑战,再加上1900年吧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后倡导革新婚丧旧俗,公堂的权威地位逐渐遭到削弱,华人社会管理多元化的诉求和实践成为时代需要。     

中英美关于盟军中国战区统辖范围的交涉(1942—1945)

1942年初,对日作战各盟国经过协商,成立统辖中国、泰国和越南的盟军中国战区。1943年秋,英国主导成立盟军东南亚战区,并试图“侵蚀”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区域。其后,围绕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中英美三国断续交涉近两年。在此期间,除军事方面的考虑外,中英两国还非常重视维护和加强各自在泰国和越南的影响力。与中英两国不同,美国着重考虑中国战区统辖范围调整对军事方面的影响。日本投降前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被迫将泰国和越南南部划出盟军中国战区。中、英、美三国之间的交涉,不仅改变了盟军中国战区的统辖范围,而且对盟国战后受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民政府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与掌控(1942-1943)——以中苏独山子油矿事务的交涉为考察中心

20世纪30年代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势力得以全面渗透入新疆。40年代初,盛世才与苏联决裂,为国民政府谋求新疆"中央化"提供了契机。本文拟围绕中苏两国三方在有关新疆独山子油矿事务上的交涉,考察国民政府在盛世才配合下,如何将有关新疆的外交事务纳入正常的中苏国家关系轨道上来,并逐步深化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的职权,从而一步步将新疆的外交外事权收归中央,实现对新疆外交权的整合和掌控,逐步取消苏联在新新疆的优势地位。     

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控制区域内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事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府也积极创办当地公共卫生事业,双方就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区域的卫生环境。然而,由于这是一种扩张/反抗的展开模式,在疾病治疗和预防疾病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致使城市贫民区与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和大量投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仍然疾病丛生,恶性传染病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推进的公共卫生事务自然有其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一面,中国官府和社会的自强卫生、救国医学则或可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推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