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20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在日本国内,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这些政策影响到殖民地。而在中国,则为抵抗侵略而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动员国民,同时也对实施宪政、实现民主进行摸索。二战时期曾被日本统治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战时体制成为促成其战后民族独立的要素之一。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战时的计划和统制体系被应用于战后重建,在战时经济解除后依然发挥影响。而在中国,战时统制经济在二战结束后曾暂时中断,而后再度复活。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又为构建强有力的战时体制而选择了彻底实行计划经济的道路。     

持久的不均衡:战后美日、美韩联盟比较研究

美日、美韩联盟自其在冷战中形成以来,便在美国的亚太联盟战略考量中具有不均衡的地位。美日联盟长期以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具有更高的战略和政治价值,而美韩联盟则更多的是一种军事联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直接的军事威胁。缘此,在后冷战时代,美日、美韩联盟继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美日联盟继续深化扩展,而美韩联盟则表现出越来越漂移不定的状态。     

盟友之争:战后中美接收日舰的折冲(1945—1947)

抗战胜利后,盟国预商接收敌产的若干事宜即将付诸实施。1945年10月底,美国代表同盟国施压国民政府,要求美、苏、英与中国共分日舰。这与中方呈交美国"对日舰全面接收以弥补战争损失"的方案截然相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此展开与美国的数次角力,试图填补海上力量空白、抢占受降先机以期独大;美国势必维系由其主导、势力均等的在华模式,因而形成盟友连番对峙的诡谲格局。蒋苦心筹谋,但仍绕不过美国支持的大前提,最终的"抽签分配"与此前初衷已相去甚远。在这场主动开局、被动定盘的博弈背后,是蒋、美对构建战后亚洲新秩序的巨大分歧,亦揭露国民政府倚仗对美外交逐渐中空的残酷事实。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