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英和“四人帮”的斗争

王世英是山西省洪洞县杜戍村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他步行400华里,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24年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为躲避阎锡山当局的搜捕,越墙逃走,到了河南开封参加了胡景翼的学兵营。1925年2月由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1926年冬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省港大罢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世英先后在安徽、山西、陕西、上海、南京、天津等地从事“军运”、“策反”、联络、情报和统战工作。在上海、南京工作期     

“四人帮”和他们的系列“阴谋电影”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以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还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     

“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

《炎黄春秋》2012年第一期刊登的《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公布了一封据称“‘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因为该文是根据吴忠的谈话录音整理的,且整理者还承认“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中由吴忠转述的此一信稿,与原文存在不少的误差。对某一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的基础,首要在于必须将该事件的原始材料搞清楚搞准确。将光凭某人“口述”而未与原件核对过的材料匆匆拿出来“示众”,并非是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故而,我们认为,公开该信稿的原文,恢复其本来的面目,是必要的。     

“四人帮”有匹好“马”

70年代初,张春桥在小范围内讲过：马天水是一匹好“马”。张春桥可是不轻易说人好话的,对马天水却作了如此高的评价,可见马天水在“四人帮”眼里是何等的得力了。马天水这匹“马”从1968年初“亮相”算起,在上海为“四人帮”卖力地跑了八九年,几乎为“四人帮”取得了天下,其功可谓大矣！我是1970年才认识马天水的,那几年,我作为江苏省计划委员会的一员,每年参加全国计划会议。马天水是上海市的带队人。那几年全国计划会议是马拉松会议,一开就是两三个月,有一次从穿单衣开到穿棉衣。上海同江苏两个代表团的房间,总是紧挨着安排在…     

红军战将、林彪战友陈光功“罪”录

从红军时期起就和林彪并肩作战,多次担任他的副手和代理人,曾任著名的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115师代师长的名将陈光,在全国解放以后不久,忽然成为“反党罪人”,最后惨死狱中。直至 1988年,中央才为他平反昭雪。这是怎么回事?陈光到底是何等样人?他又是怎么蒙冤并“尘封”至今的?这与林彪有否关系……永存在心的历史镜头 193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将我和一批抗大同学,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工作。我们从延安来到晋西北双池镇,一到师部就见到了代师长陈光。原师长林彪在平型关大战后因误伤,去陕北治伤养病去了,115师部队就由陈光指挥着。我们报到…     

北京国子监剖视——驳斥孔老二、林彪鼓吹“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的谬论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的反动思想武器。他和刘少奇一样,一贯尊儒反法,宣扬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和"有教无类"等反动教育思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国子监和监内的一些文物,为我们批林批孔,特别是批判林彪一伙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从反面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例证。一、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封建王朝设置的"最高学府",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培养官吏的场所之一国子监即所谓太学,或称国学、国子学,是封建时代的中央政权设置的,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统治人才的"最高学府"。     

王文正亲历审判“四人帮”

1980年12月13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审判。正当国内外的焦点一致对准这场审判的时候,第一审判庭首次开庭就出师不利,引发众多争议……在随后的审判中,无论是对彭德怀冤案提起公诉、还是对江青犯罪量刑的反复斟酌,以江华、王文正为代表的执法者们,坚守着法律的公正与正义,使这场具有时代意义的共和国大审判取得圆满成功。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成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     

猜出粉碎“四人帮”之后

读懂《人民日报》透露的信息1976年10月12日,早晨一上班,我习惯性地拿起《人民日报》,刊登在一版头条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醒目的主标和副标,报道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索马累到北京,华国锋总理和首     

吴忠谈抓“四人帮”

整理者说明:本文由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1986年夏与陶然女士的谈话录音整理而成。不少同志问我抓"四人帮"的问题,说法不一。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抓的,华国锋不抓,就不会有人抓"四人帮"?不见得,也还会有人抓"四人帮"。是不是只有华国锋主持工作时才能抓"四人帮",除此以外再不会有人抓"四人帮"?     

“林彪座机”机组人员的定性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近３０个年头了。至今,一翻到共和国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人们都不会忘记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 日,林彪乘坐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仓皇出逃,两个小时之后坠毁在蒙古国的大草原上,机上９人无一人生还。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死党刘沛丰背叛祖国,死有余辜。可是,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张延奎４名机组人员如何定性呢？ 凡是关心“９． １３”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个问题。我作为林彪座机三叉戟２５６机组的９名成员之一,从林彪事件爆发开始,包括活着的５名机组人员的命运…     

“四人帮”就擒后的上海市委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

毛主席生前就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并指示“要注意江青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 ,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毛主席逝世后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华国锋的处境很困难。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经过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 ,顺利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     

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

改革开放初期,我有幸参加了两场共和国大审判。1980年,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参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初,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宣判后,我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回到上海休息几天,到医院里看望生病多时的老伴,然后于3月到衡山饭店报到,作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参与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我在2006年出版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这本书中,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过程已经作了一个全面的口述;而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情况,至今却鲜为人知。作为一名亲自参与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全过程的法官,觉得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一次回忆,那就先从庭审的情况说起吧。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四人帮”覆灭前的王洪文

1976年10月3日,王洪文假借“视察工作”、“参加劳动”为名,窜来平谷,进行反革命煽动。王洪文在多次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邓小平不是孤立的,有人拥护他”,“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有一种人,不坚持继续革命,总想倒退”,他还多次煽动说：“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剥掉孔老二和林彪鼓吹“仁者爱人”的画皮

两千多年以来,我国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为了镇压和欺骗我们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秩序,总要声嘶力竭地鼓吹孔老二的"仁者爱人"等一套所谓"仁义道德"。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把孔老二的这些谬论,当作宝贝,胡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鼓吹超阶级的"仁爱",这是     

“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迫害,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联系到一     

为公审“四人帮”当法律顾问

本刊于今年第五期刊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中国检察官──裘邵恒》一文。裘者年事已高,前些时日大病一场,经抢救脱险。作者前去探访,笔录下禁者另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80年初秋,在盛暑渐衰、金秋乍临的季节,上海外国语学院英文系外贸研究生班教授裘劭恒（按：后此班单独成立上海外贸学院,裘出任院长）被学校人事处告知,中央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研究,要邀请他去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诚盼“火速进京”。到人大常委会究竟做什么,当时谁也不清楚。第二天上午,裘劭恒飞往北京,住进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不久,他由服务人员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