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报纸

1968年,《中学文革报》从1月18日至4月14日,共出7期,总共发行了几十万份。     

读《遇罗克》随想

“文革”时身为“牛鬼”,虽听说有个遇罗克因写“大毒草”《出身论》而被逮捕,被杀害,却始终无缘一读他的论文,对他所知极少。这回得到一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在旅途中就一口气地读完,使得一些旅伴奇怪我玩也没个正经的玩法。一头读,一头羞愧于自己的与出身好也许很有关系的迟钝——到底是事不关己啊！头一回正面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北京郊区“四清”。那时,并不是自己觉悟,而是从传达中得知市委彭真同志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弟的问题。这件事在本书里也有反映,在《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这篇文章里,遇罗克摘引了反对…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正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的背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逐渐绷紧。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昆曲《李慧娘》和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了在报刊上一系列的公开点名批判的风潮。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     

一个女人离婚引发的大讨论

<正>1980年新的《婚姻法》颁布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轮离婚潮,其主体是"上山下乡"后纷纷返城工作的知识青年。其中,"遇罗锦离婚案"轰动一时。遇罗锦,是因一篇《出身论》而受极刑的烈士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详实记     

领“红宝书”也要论出身

"出身论"在文革前曾甚嚣尘上。今天,出身论公开地似不讲了,但又冒出了"官二代"、"富二代"等说法。出身,还是或多或少地在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啊!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

一文革后期上海出版过《朝霞》《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摘译》等几本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刊物,其中《学习与批判》从开头到结束都是我负责的,《自然辩证法》最初也是我负责的。我来说说这几本刊物。早在1972年,以萧木为主的写作组、文艺组就已经开始出版东西了。最开始是几部翻译作品,只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第一部翻译     

我的“文革”经历与“红卫兵”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文革"前的我,学业一直顺利。小学考上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即原来的师大附小,中学考上了师大一附中,都是名牌学校。那时虽然也开始讲思想革命化,但学校里还是功课好的学生吃香。从家庭到学校,对我似乎只有一种要求,那就是把功课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特殊交往

不在朝不入幕以文干政蒋介石的文人幕僚里,有不少人都出身于新闻记者。“文胆”陈布雷进入政治舞台就从办报开始,先后办过《天铎报》、《四明日报》、《商报》。他热爱新闻事业。据说,１９４８年他自杀前痛悔“不该从政,应该从事新闻事业”。除陈布雷外,邵力子、叶楚...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文革一开始．我在报礼就“站错了队”,成了保守派。解放军进驻报礼支左。对我们这一派不支持,整个组织被打散。但我心里不服,也不写悔过声明。东北林学院造反派闱攻我．说我是“花岗岩脑袋”,要给我开开窍,我不怕,反而更加理直气壮。     

再论中国玺印的起源──兼说所谓商玺的真伪

再论中国玺印的起源──兼说所谓商玺的真伪金夷,潘江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６日,李学勤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中国玺印的起源》一文,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再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５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黄盛璋《我国印章的起源及其用途》一文,认为...     

周·崇·断代·文献--《〈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难辩》读后

《考古与文物》2 0 0 3年第2期发表了蒋祖棣先生的《〈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难辩》一文(以下简称“蒋文”) ,对我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 0 0 2年9月6日的《〈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辩难》一文(以下简称“徐文”)作了强烈的反应。我们非常欢迎对有关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只要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和说理的态度。我认为好的文章包括两类,第一类说理充分,持之有据,提出新观点或证明了一个观点的对错,给人以知识。第二类提出问题,促使人思考,帮助他人改进、完善工作。虽然我对蒋文的许多断然的否定不敢苟同,但蒋先生的质疑对完善学术研究还是有价值的,我…     

云端——我在西藏的版画生涯

我对版画的留心,开始在中学时代。一次,我看到《新观察》上面登载着古元的《甘蔗园》,占了十六开杂志的一个整版、纸张、印刷都很好。由于很喜欢这幅画,我便赶紧把这本《新观察》买了回来。     

秦大树教授学术访谈

<正>一考古生涯的开启丁雨：丁雨：秦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恢复高考后不久上的大学，能否请您先谈谈上大学之前的经历？秦大树：秦大树：我是81级的。当时恢复高考好几年了，入学考试已经比较正常了，所以像我这样岁数偏大考上的同学就不多了。上大学稍晚，是因为我在1976年入伍参军。在当时，当兵相比下乡插队还算是一个较好的去向。“文革”时期，部队通常选择工农兵出身的青年入伍，而在76年底，算上我在内，居然有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弟入选，这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也是一个新现象。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割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从1956年《人民日报》“两论”看中苏两党分歧

自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多次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合称"两论",对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态度。     

彭真为《阳泉报》题写报头

正为了使新闻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1984年4月,中共阳泉市委决定从1984年10月1日开始,《阳泉报》由周三刊改为日报(周六刊),阳泉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同时,筹建阳泉电视台。我时任阳泉市委宣传部部长兼阳泉报社社长、总编缉,这几项工作由我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在筹备《阳泉报》改刊的过程中,我和报社的几位领导都觉得应该换一个报头。因为《阳泉报》创刊以来,随着政治     

读者·作者·审者——我与《江淮文史》

<正>我与《江淮文史》结缘，从她创刊就开始了。30年来，对《江淮文史》来说，我分别充当了“三者”的角色。一是“读者”。30年前的一天，省政协的一位领导同志，知我喜欢历史，特地让人送我一套书，是当时很热门的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同时还带来一本杂志。开始我对这本杂志并未引起注意，只是有一天，读书之余随手翻了一翻。没想到这一翻，就不忍释卷，一口气读完。那个年代，各类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质量良莠不齐，特别是文史类的刊物，虚无历史有之，哗众取宠有之，粗制滥造有之，真正让人爱看并且耐看的不多。而《江淮文史》，从面世第一期起，就以清丽脱俗的风格，引起社会上的注目。她既有史论的严谨，又有文学的活泼，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