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献方志 殚精竭虑结硕果——访中国地方志学术委员、编审梁滨久

黑龙江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退休干部梁滨久,曾任《黑龙江省志》副总编、《黑龙江史志》刊物主编等职。30多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文章600多篇,在他建的博客上发表论文、文章700多篇。出版《方志学新论集》、《梁滨久方志文集》上下册。他长期坚持学习、工作、研究三者相结合,由一般方志工作者成长为全国知名专家。任中国地方志学术委员、《方志百科全书》编委会委员兼专家组成员、《汶川大地震救灾志》评审、《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出版30年优秀论文集评审、方志出版社精品工程专家评审。他创造性地研究新方志学理论,解决了我国新方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和基石问题,解决了方志界没有解决的诸多重大问题。填补我国方志学的空白。他研究的多项成果为推动新方志事业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傅振伦与方志序跋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方志学者,其早年所著《中国方志学通论》是中国现代方志学名著。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的首轮修志活动中,傅振伦热衷于为全国各地编修的新志撰写序跋。傅振伦一生撰写了百余篇方志序跋,他所写的方志序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具特色。方志序跋是傅振伦阐发其方志思想的重要形式。探讨和研究这些方志序跋,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傅振伦的方志思想。     

志书分类谈

志书分类谈梁滨久对志书的分类,还未见有人谈过。人们所谈的仅是志书总体中的方志的分类。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将方志分为一统志、总志、通志、郡县志、合志、乡土志、郡邑志、杂志八种。黄苇先生主编的《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按地域区分将...     

黄苇方志学理论研究

黄苇先生早先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2 0世纪 70年代后专治方志之学 ,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可以说是新中国涌现出的一大批方志学者的代表。研究这些学者的方志学理论 ,对总结新方志学的发展和指导新方志编纂实践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仅就黄苇先生的方志学理论进行探索研究 ,作一番系统性的介绍。一、方志多源与“志乃一方古今总览”黄氏首先梳理历代学者有关方志渊源的论述 ,然后对方志源头争讼的焦点《周官》、《禹贡》、《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 ,从其内容、体例以及后世方志的编纂缘起、记述…     

余绍宋与民国《龙游县志》

余绍宋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由他主修的民国《龙游县志》和《浙江通志》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先生对民国《龙游县志》推崇备至，在其所撰《龙游县志》序中，将余绍宋与章学诚相提并论。本文对余绍宋先生与方志学的渊源，并对其在民国《龙游县志》学术成就加以阐述。     

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再思考──兼答《浅评》

高兴地看到《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三期所载展雄同志《方志与区域研究──浅评〈方志改革的建议〉》（以下简称为《浅评》）一文。自1988年起,笔者与钟兴映同志开始探讨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除共同发表《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载《新疆地方志》1989年第一期）外,又各自分别撰写了多篇论文,阐述我们的观点。我们深知自己的浅陋,殷切希望得到方志同行的踢教,希望引起争鸣与辩难,以期在探讨中互相启发补充,使方志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从那时以来《浅评》是笔者看到的第一篇争鸣之作。笔者就方志理论提出的看法,终于有了反响…     

第二章 历史地理

清代学者郑珍和莫友芝合纂的《遵义府志》,成书于一八四一年,是我国著名的地方志之一,曾得到“精炼而无比,周密而罔遗”的评价。一九三七年又有杨恩元、赵恺合纂的《续遵义府志》。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于一九三八年迁到遵义。该校史地研究所认为遵义有这两部府志,大足为地方生色;但是他们认为:“中国过去之方志,意在保存桑梓文献,故其记载偏重于地方史料”。为了“补旧志之所缺”,他们在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的支持和资助下,花了七年的时间,致力于遵义地方的实地考察,由十一位教授和研究人员写出关于地质、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的十一篇文章,由张其昀主编,汇编成册,名《遵义新志》。《遵义新志》大多为地学著作,特重于地图的表现。它是个人和集体研究的成果,对旧志是很好的补充。他们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掌握了充分的数据,从而作出比较科学的论断。如《历史地理》一章,根据旧志史实,分九个时期叙述遵义历史的发展情况,由此展望将来,得出遵义“不难成为西南工业重镇之一”的结论,这在解放后已经和正在变成现实。全书在体例风格上也有其特点,足资参考。本书曾在四十年代末少量印行,流传不广。因此,我们选取张其昀的《历史地理》一章和严德一的《产业与资源》一章的第二节发表,供编修新地方志的同志们参考。     

方志结构及编纂原则

一、地方志是记述和反映一地发展变化的资料性文献。方志结构随着区域社会发展而逐渐演变,我国方志结构导源于先秦图籍,孕育于两汉地志,成型于《越绝书》和《华阳国志》,隋唐方志直追先秦两汉,宋元方志体例结构趋于完备,明清是旧志高峰期,民国方志可视为从旧志到当代新志的过渡。二、当代方志结构的基本走向是,方志主题受到重视,方志框架内网络化发展,定量记述加强,动态记述手法逐渐推广。三、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区域主体性、资料真实性、编纂科学性、记述动态性语言表达的美学要求以及书写规范性原则,认真研究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能益多师,因创并举。 我们在《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一文中,提出力志学的新概念,即方志学应以区域经济和杜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在这种研究中;要以占有一地区全面资料为前提,因而必须依托地方志,以编侈地方志为已任;地方志是记速和反映区域发展的资料性文献,方志学是研究区域发展的基础科学．根掘这种新概念的方志学观点,进而阐明方志功能决定结构,结构产生功能的原理①．这就是,社会需要（即反映与研究区域发展的需要）,规定方志功能,方志功能影响方志结构;方志不断完善自身结构,提高其功能,以满足社会需     

方志学年鉴学著作提要与评述的新成果——《全国新版方志学年鉴学暨相关编著述略》读后

<正>邵长兴先生是我国著名方志学者,在方志学界建树颇多。先生虽然已经离休20馀年,但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不但仍然关心志坛,而且笔耕不辍。除著有方志学专著《邵长兴方志文存》,主编《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以外,影     

论李泰菜的方志思想

李泰菜(1897-1968),字革痴,号痴庵,直隶阳原(今河北阳原县)人,是我国近代名的方志学家。他所撰的《阳原县志》被誉为民国名志,所的《方志学》则被看作我国最早的方志学专之一,二集中体现了李泰菜的方志学思想,也凸现了李泰菜在方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了将其方志思想彰显于世,使其思想的合理内核得到传承,对李泰菜的方志思想作一全面、客观、深入的探研成为方志理论研究的必然。但笔囿于才识,在此只能对其作一粗浅的研究,以期为读传递李泰菜的一家之言。     

基于《中国地方志》计量统计的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1994—2018)

《中国地方志》是方志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所载文章反映该领域最主要、最集中的知识生产成果。以《中国地方志》1994—2018年为研究对象,对25年间所刊文章进行梳理,以最终所得与方志相关2769篇论文为样本,统计分析方志学相关知识的生产主体构成、方志学相关知识内容的生产与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特点,并提出若干建议。     

方志是反映客观存在的镜子——认知方志学初论——泛地方志概念与新方志及新方志学思考札记

传统方志学以方志为研究对象,从方志自身研究方志属性,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方志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方志以自然、社会客观存在为认知源泉和记述对象,是反映客观存在的一面意识形态化的"镜子"。据此,本文研究方志的社会属性,给方志以新的定义,提出一个比较宽泛的地方志概念和以认知记述反映客观存在为本质特征的新方志学概念及其学科架构,希冀以泛地方志概念开拓方志领域,以新地方志书反映火热现实生活,以认知方志学给方志提供一个科学实用有效的理论工具。     

关于地方志定义的再思考

地方志原名方志,后改今名。方志定义,从哲学角度来讲,是性质定义中的实质定义。近现代学者对方志定义有三种类型和多种说法。在各种专著和专业期刊上议论不少,但纷争仍存,并一直困扰志坛至今。笔者认为：方志是以特定时空、客观现象并按一定体例作多元或单元的著述。简言之,方志乃区域地情的编著。方志理论研究滞后,严重影响方志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笔者建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邀请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共同编著《中国方志学导论》,梳理、规范方志学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构建方志学。     

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再思考──兼答《浅评》

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再思考──兼答《浅评》钟英高兴地看到《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５年第３期所载展雄同志《方志与区域研究──浅评〈方志改革的建议〉》（以下简称为《浅评》）一文。自１９８８年起,笔者与钟兴麟同志开始探讨方志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除共同发表《...     

张其昀与《遵义新志》

抗日战争时期 ,浙江大学西迁后长驻遵义。在张其昀的主持下 ,浙大史地系师生用 7年时间完成了《遵义新志》的编纂。参与此志编写的学者后来几乎都成为某学科领域的开创者或专家 ,可谓是专家修志的典范。此志有我国两个首创 ,即中国最早的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研究 ;同时 ,此志的学术研究方法及编纂的科学规范更值得新编志书学习借鉴。     

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

一、方志学应还其本义。“方”即地方、区域,“志”兼有知和记的双重意义。方志学是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的科学。我国方志学历来就主张记述一方,必须认识一方,即主张研究和记述区域发展。二、本届修志热潮的出现,是以区域研究的客观需要为背景的,中外区域发展研究的崛起,其相互影响,将促进我国方志学水平的提高。三、方志学具有高度务实的品格,必须以地方志为依托,要研究地方志和方志编纂学,但方志学仍应以区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四、方志学的理论框架以“区域”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区域”是多元的多层次的人类生存和活动一定空间的抽象。方志学的“发展”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目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全部内涵。方志学主要研究如何认识和记述区域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一般规律,它统辖方志编纂学、方志应用学、方志目录学、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等学科。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把方志学提高到新的水平,方志工作者要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开拓性任务。     

“史志同源”等于否定方志学科——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

读罢张世民先生的《论史志同源及其他——读〈仓修良探方志〉札记》一文（载《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5期）,深为其独特的学术源流探究角度、考察方式和演绎逻辑所迷惑。文章对方志、方志学、起源、传统历史学等最基本的概念理解不清,反而用“史志同源”、“源流互引”、“高位整合”等似是而非的时髦词汇大加发挥,因此在方志的名称、起源、性质、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史志关系等方面都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张先生认为,方志不仅多源,而且史志同源,“传统历史学和地方志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并将古诸侯国史、周秦时期的邦国文献以及郡县文献、纪传体通史《通志》、典制体史书《日本国志》、地理总志、日本地方史等统统“整合”成了地方志。可见,张先生所谓的“史志同源”论,其实质就是方志无源、史志不分,等于否定了方志学科的存在。     

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综述（下）

（六）方志人物及其编纂思想研究。徐鹏《陈元赞及其（长门国志）——兼论明末清初中国方志文化海外流播的另一种可能》介绍了明代东渡日本的陈元赞及其用汉文所修《长门国志》的特色,探析了陈氏匿迹史海的原因,并对其海外修志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充分肯定。胡巧利《论梁廷榀（粤海关志）的编纂思想》通过分析《粤海关志》的编纂思想、资料收集、编纂体例、记述内容等,探讨梁廷榀的方志编纂思想。沈松平《论陈训正的方志思想》介绍了陈训正的修志经历及方志编纂思想,并阐述了民国志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和对当代方志编纂学的贡献。     

求真忘私 为学务实——读《仓修良探方志》有感

仓修良先生是浙江大学的资深教授,知名的史学史、方志学和谱牒学专家。所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方志学通论》、《章学诚评传》以及整理重编的《文史通义新编》等著作,影响深远。长期以来,他坚守方志研究的学术前沿,密切关注当代方志的编修实践,所思所为,针对性极强。在恪尽一个学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为我们了解、思考和总结当代方志的编修实践包括经验教训,提供着丰赡的学术借鉴。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他有关方志学研究的主要论文,集成《仓修良探方志》一书出版,捧读之余,感慨良多。     

明代陇右学者胡缵宗生平事迹及方志著述考

在清代,陇右学者在全国学术界赢得声誉的惟“陇上二澍”,即武威张澍和武都邢澍。二先生以姓氏之学扬名,又都是方志学大家,张澍有《屏山县志》、《泸溪县志》、《大足县志》、《凉州府志备考》;邢澍有《长兴县志》。至于明代,一流的陇右学者当推秦安胡缵宗。胡缵宗文章政事著于一时,对地方志更是情有独钟,先后纂修《安庆府志》、《羲台志》、《秦安县志》、《巩郡记》、《秦州志》等。而《中国地方志辞典》①、《中国方志大辞典》②及一些书刊对胡缵宗的生平及著作的记述都有不准确或不完善之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对胡缵宗方志著作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