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清代淮安府荡地开垦与政府治理的互动

伴随着海势东迁,明代淮安府沿海荡地已出现盐场与民户相互争夺的态势,一方面是盐场为维护既有的盐利而竭力遏制沿海的农业开发,另一方面则是新淤的荡地往往吸引一批批新来的开发者。清初已淤为内陆的安东县垦荡行为在得到康熙帝首肯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中期亭场商办这一市场行为也使得灶丁由制盐转向耕田,从而造成了狼在当地的绝迹。两淮盐场民众面对环境变迁积极调适生计,成为清代海州升为直隶州,庙湾、东台由盐场升格为县及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内在动力。     

从方志看明代直隶学田

学田是中国古代附属于学校的土地,明清时期所修方志中存有许多关于明代学田制度的资料。本重点分析了明代直隶学田的设置与管理,指出其发展完善的原因在于封建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直隶学田土地性质多样,租佃关系相对稳定,其经营活动具有明显的商品经济因素。明代学田制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树立周济贫士的民风,并奠定了清代学田制发展的基础。     

试论《临时约法》对庙产问题的影响

庙产问题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是由庙产兴学政策引起的。《临时约法》的颁布对庙产问题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一是激发了普通民众的国民意识和平等意识;二是改变了清末以来征用庙产的标准;三是使清末以来征用庙产的行为失去了合法依据;四是赋予普通民众聚集力量的手段。这就使庙产问题迅速复杂化、表面化,促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而使庙产问题向法制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鄂伦春族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转型

清初,鄂伦春族在传统的氏族型社会福利之外出现了新生的政府型社会福利。历经民国、伪满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氏族型社会福利制度在国家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渐终结,政府型社会福利逐渐壮大并最终取而代之。同时,政府型社会福利也从清初的"统治利用型",经过民国的"平等扶助型"萌芽与伪满时期的被废除,于新中国建国初期转换为"平等扶助型"的社会福利制度。     

儒学与清初社会——读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正>理学是儒学在宋代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也称为"新儒学"。清初庙堂理学是顺治、康熙时期理学与王权之间相互斗争、妥协和结合的产物,是理学由内圣到外王的结果。学术界对研究理学与清初社会政治关系的著作有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则以儒学官方、民间双重性视角,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探讨了清初庙堂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构     

私立学校的兴办与苏州教育近代化

在苏州近代教育中,私立学校占有很大比重,它们的存在填补了公立学校发展的不足,促进了苏州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苏州私立学校萌芽于清末,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呈现出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一、私立学校的兴办与发展"近代私立学校是指不由政府创办,不纳入国家     

“地方”与“国家”文化权力的博弈——明代以降云南腾冲地区汉景帝神祠考论

汉景帝神是滇西腾冲地区的重要神明,它象征着中原王朝入主西南以前云南本土政权的存在。自明代以来关于汉景帝神的身份便有多种说法,入清后官方与民间围绕着汉景帝神的身份更是展开了"论辩"。在论战中,地方士绅将汉景帝神与中原"正统政权"建立起联系,使之成为掌控地方资源及话语权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论战同样发生在滇西其他地区乃至整个西南,体现了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过程中当地人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国家展开互动,更是区域历史观念与"国家"历史观念之间的博弈。与汉景帝神祠建立关联的娘孃庙则展现出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地方对于"不同来源"的文化的接纳与"本地历史传统"的延续。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银冈书院——清代东北教育史的缩影

银冈书院是东北第一书院,也是东北最具特色的书院。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特征是民办书院。在东北只有银冈书院保留了这一特征—它是一所完全由私人创建的书院。这在东北教育史上是极为珍贵的。清代教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时期,先后经历了清初的沉寂、清初的发展、清末的变革期。而清代东北的教育,大体上与全国是同步的。地处辽北一隅的银冈书院亲历了激烈的教育变革。在东北率先开办小学堂,进而成为现代教育机关。本文作者将就"银冈书院—清代东北教育史的缩影"这一论点进行粗浅的论述。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5元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着数千年历史变迁中的又一次大变局,在这个被称之为"转型时代"的历史过程里,关注世界、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读书人为因应西潮掀起了种种思想革命和文化运动。全书利用了大量报刊、日记、文集等资料,从受众层面和地方视角对"排满"思潮、辛亥革命、清末民初的学生生活、江浙地方读书人的生命历程和思想变迁、教科书以及清末咨议局、地方自治选举等问题做了细腻而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上海拆城案是在清末自治运动兴起、城市商业发展、与租界竞争以及城墙自身功能消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议案从提出到最终执行,几乎经历了整个清末民初自治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争议和后期犀利的施行阶段,形成了"拆城以利通商"和"保城以卫家园"对立的两派。拆城派大多属于商人领袖,具有新学背景,而保城派则主要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地方士绅。在两派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随着时局的演进,保城派逐渐由强势转为弱势;反之,拆城派由弱转强,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     

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

清末地理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成为知识分子借以建立国家认同的工具。清末由国人编著、出版的地理教科书,通过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中国的自然资源以及近代西力东侵背景下中国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三方面内容的叙述,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塑造。清末的"史学革命"在时间维度上重塑了中国形象,而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地理教科书则在空间维度上建立起个人对国家的认同。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

四川的庙产兴学始于1902年利用庙产兴学的国策,而1905年保护庙产的上谕则是个分界线,此前各州县基本由官绅根据本地状况自行拟定计划报上级批准,此后四川总督开始对提取庙会产业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政策界定。同时,此前各地寺庙基本服从地方官绅的处置,即有纷争也属局部范围;此后寺僧明显利用上谕质疑提拔庙产的正当性,与地方官绅的纷争普遍增多。在房舍利用方面,各地新学堂设在寺庙观庵之中的比例都相当大。而在提取庙会产业的起始时间、提取的方式、所提的比例等方面,各州县的实际运作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来说,经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在办学中对庙产的依赖性相对较大,而经济较富庶的地方仅将庙产视为办学的辅助财源。     

斯文圣境:中国古代地方孔庙的建筑布局

地方孔庙的"庙学合一",决定了其布局方式必然围绕祭祀功能的"庙"和教学功能的"学"展开。由于城市等级和所处的环境不同,地方孔庙在建造过程中,布局方式亦有所不同,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但是,无论庙学布局方式如何变化,孔庙在庙学组合空间中的统领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其建设的空间原则都遵循:"文庙之建列在通衢,岂不焕然昭烁?"庙貌务必"森然伟观",以使"过而望者,虽远而数十百里,咸知所敬仰",体现了孔庙作为一地的精神领袖和教化代表的崇高地位。     

清末广州居民的集庙议事

在清末报纸有关广州的新闻报道中,“集庙”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组。所谓集庙,指的是某一个街区的居民在街区的庙宇中议决处理本街区的事务。街庙通常有固定的收入,而绅商则是街区的领袖人物。“集庙”讨论的问题包括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官府往往会把一些事件交坊众集庙议处,而坊众有时也会集庙抗议官员、团勇、警局的不公对待。广州的街区组织和坊众集庙议事的方式,对研究中国的“市民社会”,想念会有一定价值。     

清至民初重庆乡村公产的形成及其国家化

在清代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乡村社会重建过程中,移民通过集资、捐献、缴纳厘金及罚没等方式形成了大量以会产、庙产、学产为名的各类乡村公产。清代重庆乡村公产形成方式、存在形式及管理模式具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和突出的地域性特征。由于清代州县财政经费短缺现象始终存在且呈加剧态势,在"以公济公"的名义下,乡村公产被地方执政者改变用途,提拨他用。晚清新政,国家以筹办新学、警政及办理实业等名义不断提拨各类乡村公产。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混战和地方的公共建设,政府成立公产提拨机构,加速了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乡村公产的国家化进程体现了州县财政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特征。     

承德外八庙揽胜

<正> "黄山归来不看岳,承德归采不看庙"!早在清初,承德就有"多庙之城"的美誉。承德外八庙从相地择址到建筑布局都是由清朝皇帝亲自裁决,在建筑上集满、汉、藏、维、蒙等多民族建筑之精华,充分体现了多民族建筑风格的结合,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不仅体现了我国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且生动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灿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