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郡斋读书志》类序特点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自汉刘向、刘歆起就注重通过总序、小序等来揭示作者生平、思想内容、文献真伪。晁公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解题书目的学术价值,并将这种思想尽现于《读书志》中。该志在经、史、子、集四部设有总序,25类有小序,或介绍该类书的特点,或说明分类归类的理由依据,或综而述之。《郡斋读书志》序文的撰写体现了古代目录学注重学术源流的优良传统。     

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的启示

章学诚首倡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主张于志书中为纂者作传并总结前志得失。在《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编纂实践中,章学诚设《前志列传》并撰写序例,阐述设前志列传的必要性并编写凡例。章学诚方志前志列传思想拓展了方志列传外延,创新了旧志编纂体例,集中体现了其志属信史的方志理念,是章氏方志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方志前志列传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章氏方志思想研究,同时也对新旧志书编者署名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正定文物勘辨两则

正定文物勘辨两则郭开兴（一）关于龙藏寺的始建年代查阅多种文献和正定方志,包括１９９２年新编的《正定县志》,均说龙藏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即公元５８６年,其依据是《隋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但笔者反复认真研读此碑,却发现此说显然是一种迷误。事实...     

隋龙藏寺碑

(一)概述隋龙藏寺碑是开皇六年王孝儒为劝造龙藏寺所立。据沈涛《常山贞石志》记载:"碑高六尺三寸五分,广二尺七寸七分,三十行,行五十字,额题‘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十五字,有碑阴及左侧,并正书‘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立’,今在正定府城隆     

沂州知府李希贤治绩述略

清乾隆年间,李希贤任沂州知府十年有余,他重视教育、关注民生、兴修水利、劝民垦荒、主持纂修《沂州府志》,堪称贤吏。     

谈司马光、朱熹对志界影响

北宋司马光为理学开山者,南宋朱熹为理学集大成者,二者皆为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史志理论和其代表作《资治通鉴》、朱熹的治史思想和其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及其读志用志活动,都对后世志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司马光对于志界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即以史"资治"说对志论影响,资料长编对志法影响,志为博物书说对志论影响。朱熹对志界的主要影响,亦可概括为三方面,即作史"正统"观对志论影响,所创纲目体对志体影响,读志用志活动对志界影响。     

刘禹锡撰《和州志》说质疑

《国史经籍志》《直隶和州志》著录唐刘禹锡《和州志》八卷及《和州图经》,今人或本此说。文章认为"《和州志》八卷"实为万历三年(1575)齐柯等纂修本,因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或简称《和州记》,在传抄、刻印中误脱"《和州记》齐柯"造成的结果。刘禹锡撰《和州图经》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历阳书事诗序》"考《图经》,参见事"而衍生的错误说法。     

“首善之区”:《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

进入近代,方志与乡土志的修撰有了自己的新任务。民国8年(1919),林传甲组织编修的分省地理志《大中华地理志》中的一卷——《大中华京兆地理志》发表。京兆是代表国家行政中心的京师所管辖的省级地方行政区划,是当时的"首善之区"。从《大中华京兆地理志》的编纂思想与体例中,可以看出时人将京兆地方看作一个特别的省级行政区域,并将标榜其首善之区地位的思想寓于这部地理志的撰修之中。     

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

《五行志》主要记录中国古代的灾害及怪异事物,是正史的重要志书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载体,《五行志》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是迷信之作。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     

清代地方志中《禨祥志》研究——以《东安县志》为例

《禨祥志》(或称《异闻》)是地方志中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的地方志研究中很少有专门涉及这部分内容。清代是地方志纂修的全盛时期,大量的地方志中都包括《禨祥志》。以清代两部《东安县志》为例,试图对清代《禨祥志》的编纂特点、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在此基础上,以清代《东安县志·祥志》为例,对《禨祥志》给予公允的判断。     

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方志节奏 开创“全方位”“大修志”工作格局

正宁安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志办的领导指导下,深入贯彻国家和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推动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为依托,创新工作理念,拓宽服务领域,形成"大修志、大编研、大征集、大服务"的开放式修志编鉴格局。一、开创"全方位""大修志"的工作格局(一)依法治志,全力推进地方志"两全目标"顺利完成。多年来,宁安市志办始终坚持向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戴震的方志学理论及启示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志书,成就卓著,他纂修的《汾州府志》成为清代名志。戴震对方志理论多有建树,其主要思想是方志要重沿革,"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资治,"务求切于民用";要从俗例,贵因不贵创;要区分史志,"详善而略恶"。戴震的方志理论启示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坚持严谨求真的作风;要坚持"修志为用"的思想;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近代志界爱国思想述论

本文首次对中国近代志界爱国思想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初步探究。文章认为我国志界爱国思想源远流长,其中近代志界爱国思想最为浓烈和出色,甚至可以说,近代志界的爱国思想就是我国方志思想史上最为耀眼的一页。近代志界的爱国思想主要体现于三个领域,即综合志编修领域、乡土志编修领域和世界志编修领域。文章还认为,近代志界爱国思想是先辈留给后人的一份厚重文化遗产。对这样一份文化遗产,我们应进行科学扬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     

论荀悦史观对当今修志问道实践的启迪意义

荀悦是东汉末年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改写《汉书》而成《汉纪》,侧重于治道为政道服务的修史问道理念值得志界同仁借鉴。他的著史问道主张可以概括为:问道的关键在"明鉴"、问道的内容在"五志"、问道的方法在归类、问道的宗旨在"崇圣"、问道的重点在变通。     

评《杭州市志(1986——2005)》

<正>《杭州市志(1986—2005)》是副省级城市中规模较大的一部续志。第二轮志书虽有很多共性,但个性特点也很多见。那么,《杭州市志(1986—2005)》最大的特征又是什么呢?该志执行主编李忠民在导读中是这样说的:"把握地情特点,突出时代特征,浓墨人文特色,记好发展变化。"这4句话集中为一点,就是"以特为主",以"不缺要项、归类调整、增新扩容、强化综合、丰富体裁",凸显思想,凸现志魂,凸露灵气。具体而言,有如下特点。     

稽失、汰繁、增缺、订讹——向《兴化市志》编纂者略陈一得之愚

<正>二轮《兴化市志》(1991～2010)于2017年由北京方志出版社梓行,全书2569千字,较首轮增近1000千字,为兴化有志乘以来卷帙最为浩繁的方志。此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二十年间兴化的自然环境、地理风物、社会变迁、区域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方之全史’"。"集地方性、资料性、综合性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巡幸志》的文献价值

<正>清代修志蔚然成风,且名家荟萃,名志迭出,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就是其中的一部。近代方志名家瞿宣颖称赞该书"语语必有来历,足为传信之作。"1《中国地方志辞典》则以为:"参加编纂此志者多为当时名学者,此志体例整秩,考据严审,材料富实,历来颇受后人好评,一直视为清代名志。"2至于该志的整体评价、文献价值和特色,许卫平《〈(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编纂要略》3《〈(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续志方略评述》4等文章中均有具体阐述,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就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之《巡幸》所涵文献价值简要加以叙述。此前,无论是刻本还是影印本,阅读颇为不便。     

读《中国民俗通志·医药志》

《中国民俗通志·医药志》(以下简称《医药志》)是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中国民俗通志》二十二卷中的一卷,此著作主要记录了上至远古社会,     

论胡乔木涉志活动和修志学说

胡乔木对当代修志工作的贡献包括涉志活动和修志学说两部分,其"涉志活动"体现在倡导修志、发动修志和指导修志;其"修志学说"可涉及有关修志与百科的关系、修志速度与质量的关系、修志与做学问的关系、志书性质、"三新"的思想,应用理论包括人才队伍建设、行文表述、门类设置、图表索引、市县志的编修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