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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宁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1):69-80
递运所是明代的驿传机构,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直至明末仍发挥着重要的功效,但尚无相关的专门性研究。本文梳理了递运所制度层面的基本情况与兴废历程。明代创设递运所,意在专司物资运输,但在实际运行中,驿站与递运所的职能区分逐渐模糊,驿、递分离的制度设计被打破。洪武至宣德年间是递运所新设、网络扩张的时期,正统以后趋于稳定,表现为全国性的运输网络。嘉靖以后朝廷开始大量裁并递运所,至万历初年构成了以河南为中心,以供给京师与边镇为主要目标的大区域运输网络。递运所的兴废变化,不仅是朝廷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明王朝关注点的转移与国势的盛衰起伏的反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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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西南地区,元代开辟了横贯贵州的"一线路".明代继而遍置卫所和驿站,拓展了驿道交通.在阳河流域,当时府隶贵州而卫属湖广,驿站又属贵州,却由卫所代管,由此引发了两省的驿务纠纷.清初战事繁忙,湘黔两省矛盾日益加深.最终,清廷以政区改制为契机,将四边卫和驿站全部划入贵州,明确了驿站的归属与管辖权限,从而平息了这场驿务纠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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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慧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3):28
明朝徽州府曾否设置过驿站 ?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在南直隶部分没有徽州府曾经设驿的记载 ,但据笔者近日读书偶得 ,明代徽州府曾经设置过驿站。《明太宗实录》卷十五载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14 0 3年 1月 11日 )“设徽州府歙县新安驿”。弘治《徽州府志》亦载 :徽州府“自宋有三馆驿”,其一即为新安驿 ,元朝“惟置新安驿”,到了明朝 ,“仍旧基重建”驿站。虽未言明具体建置时间 ,但当在明初 ,与《明太宗实录》的记载并不矛盾。新安驿配有“递运夫四百九十九名 ,站船三只 ,水夫一十二名 ,馆夫六名”。明朝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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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述论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清代云贵地区的驿传体系东联内地行省与京师 ,西北通西藏、四川 ,西南接缅甸 ,是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它以驿站为主构架 ,以塘、铺为补充 ,驿递合一 ,在信息传递、差役过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在驿站的运转中 ,经费来源、官吏舞弊等问题也在本文的考察之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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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4)
乌撒道是进入云南的关键区段,道路护卫和区域管控至关重要,明朝实行特殊的交通护卫和军政管控模式:由贵州都司统领4卫1守御千户所约7万官军负责乌撒道全线的交通护卫与军需递运,使置于川、滇、黔三省乌撒道沿线的卫所最终纳入贵州都司一级军事单元之内,形成交通线保障和管理的一体化。对乌撒道沿线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少数民族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实行三省分治管理,分解控制土司势力,维护交通线的社会安定。在乌撒道全线进行交通设施建设,确保驿、堡、站、递运铺舍等交通机构有效运转,保障边疆重要战事的后勤供应,有力地诠释了交通安全与边疆稳定的密切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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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京杭大运河自元朝开凿贯通以来,历经数百年,其南北漕运、盐运等运输功能不断增强与改善,成为沟通南北经济社会的大动脉。本文以“徽班进京”事件和“十番锣鼓”形成发展为例,论述运河经济对运河沿线城镇的民间戏曲、音乐文化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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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2017,(3)
抗战时期,落后的交通现状与抗战对运输需求的矛盾突出。国民政府为摆脱交通面临的困境,实施"战时驿运"制度。在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设立中央驿运干线与地方支线,充分运用民间运力,担负军公商运输。战时西北驿运由此发轫,有力地弥补了近代西北现代交通运输能力的不足,为及时补给前方军公物资和调剂后方民用必需品做出重要贡献。但实行过程中,驿运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征雇运力困难、经费捉襟见肘以及运价、力价与物价背离等问题,各驿运机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驿运的效能。对战时西北驿运的研究,可窥探在抗战的特定环境中传统与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相互补充与调适,以及政府与民众在驿运运行机制中的行为选择,认识到传统运输力量在现代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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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部运河史,几乎贯通整个宿迁城市史。宿迁是一座与大运河的历史变迁始终相互依存的城市,大运河的千年演变,经历了从“泗水行运”到“汴泗并流”,从“借黄行漕”到“避黄行运”,一直到近现代以来大运河的衰落与复兴,宿迁均为大运河沿线的主航道城市,也让宿迁成为拥有大运河三个历史阶段不同主航道遗产的城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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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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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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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1454—1504),在成宗十九年(明弘治元年,1488)乘船归家奔父丧之际,遭遇风浪而漂流至中国台州府海岸。此后崔溥一行在各地官员的护送下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抵达北京,朝见皇帝并作短暂的休整之后,最终经辽东陆路返回朝鲜。归国之后的崔溥应成宗之命,将在中国的见闻用中文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来,即为《漂海录》。因为乘船以行且迫于时间的约束无暇登岸观览,故而与其他同类的运河文献相比,《漂海录》更关注于举目所及的人文景观,尤其对大运河沿线城镇的驿递设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