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社会背景．使得西欧文艺复兴在利用古典文化资源的同时,对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也进行了批判继承。人文主义者以“借神颂人”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否定教会的“原罪”说,颂扬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世俗欲望,促激起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诞生．也使得这一思想必然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人文主义者还将自由平等的精神贯穿于学术活动之中．对基督教原典《圣经》及其它教会文件进行重新的翻译与考订,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促进了反教廷神权的宗教思想的勃发。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的批判、选择与吸收,有力地显示了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     

12—13世纪法国南部市民异端产生的社会条件

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在基督教神权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几乎一切有害于封建教会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运动,都被加上“异端”的罪名而受到教会封建势力的镇压和迫害。在中世纪早期,被斥为异端者,往往是教会中致力于改革的神职人员。随着基督教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成为正统和秩序的象征,所谓“异端”也日益跳出教义争端的“学术”范围,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群众组织形式,或成为封建主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反教会、反僧侣色彩也日益鲜明。与此同时,教会对“异端”的排斥和迫害也变本加厉,以至于那些在从事科学研究中触及了神学“禁区”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也往往被打成“异端”而遭受灭顶之灾。     

从“非法”到“合法”——原始基督教反抗思想转变的由来述论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古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反抗罗马帝国的传统,是受犹太民族被罗马帝国压迫的影响并在其一神教教义下得到深化。一世纪末二世纪初以后,由于社会成分构成以及神学思想的转变和教会组织的发展,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渐渐由反抗到服从。在四世纪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合法化后,基督教最终与罗马帝国合流并成为其的统治工具。     

民国时期基督教仪礼中国化改革的尝试

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为寻求在中国的发展,在进行内在学理探讨的同时,还尝试进行具体的宗教礼仪中国化改革。他们研究和借鉴中国的风土习俗,创立新的教会礼仪,探索新的宗教活动方式,以便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王治心在谈到基督教时说：“本色教会第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而创立融洽无间的中华教会,使中华人民不会发生什么反应。这是本色教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近今教会所十分注重的一点。”为此,他们积极研究斟比中国民俗习惯与基督宗教仪礼的异同,尽可能使基督宗教礼仪中国化。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主体权利”文本解读及其对西欧史研究的意义——阿贝拉尔与爱洛伊丝情感悲剧的个案探析

阿贝拉尔与爱洛伊丝是法国 1 2世纪的著名知识分子 ,在 1 2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思想与情爱自由的人性主义思潮的斗争中 ,他们深陷禁欲主义的桎梏和人性本能的纠葛中难以自拔。他们的情感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欧洲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并使哲学和一切意识形态成为神学附庸的事实 ,当时的教会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压抑人性的解放 ,制约着世俗生活和世俗文化的发展 ,由此也揭示了基督教禁欲主义对欧洲社会的深刻影响。     

论早期拜占庭的宗教争论问题

早期拜占庭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涉及三个基本派别(阿里乌派、聂斯脱利派和一性派)、两次大的起伏。这一争论,反映了在拜占庭统治下的不同地区人民维护其固有化传统、反对帝国政府暴政的意向;反映了基督教会上层统治集团(各大教区教宗)在基督教取得罗马-拜占庭国教地位之后,欲建立统一教会并争夺教会控制权的政治斗争。早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和皇权的参与,确立了拜占庭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促进了东方教会中神学思辩传统的发展,加速了东西方教会的分离,同时也使近东地区成为基督教异端产生的温床。     

辨析斯宾诺莎的宗教观与迷信的区别

斯宾诺莎作为17世纪荷兰最著名的哲学家,在《神学政治论》中为反对教会权威,对于《圣经》进行批判,究竟这是对基督教的批判,抑或是重新解读?斯宾诺莎所提出的迷信与基督教是否等同?斯宾诺莎的宗教观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将要论证的内容。     

以宗教的名义救赎大地——生态神学视角下的《圣经》解读

随着民众意识的觉醒,一批基督教思想家开始对基督教神学的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尝试从生态神学的角度重新诠释《圣经》,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关系。生态作为一个宏观且共通的问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宏观文化神学,因此生态神学可以为构建“世界伦理”提供宗教基础,帮助人们弥补有限的理性实现生态公义的目标。     

试论经院哲学与文艺复兴的关系

欧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者,对于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的关系,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仅注意到经院哲学是以维护神学信仰为宗旨,为教会神学服务的工具,而文艺复兴是在借鉴古典思想文化基础上兴起的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因而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性;另一种倾向     

后大屠杀时代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演变

纳粹大屠杀的惨剧深深震撼了基督教世界。战后初期,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即开始了初步的反思,后经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及其后一系列会议的推动,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基督教大体上完成了对传统的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反思和清理。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转变轨迹,主要体现在天主教和新教教会陆续发表的诸多文件上。这些文件谴责了基督教反犹主义,解除了有关犹太人杀死耶稣的指控,恢复了犹太人作为上帝选民的神学地位;确认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历史渊源,对耶稣以及早期基督徒的犹太属性表示认可;认为历史上基督教对犹太教长期的教义诋毁,是导致纳粹大屠杀的一大根源,并对基督教会在大屠杀期间的冷漠表示歉疚。后大屠杀时代基督教的反思历程反映出其勇于自我更新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向度,也为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对话提供了借鉴。     

论伏尔泰的中国观

中国观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是非基督教的伦理文化,它表现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政治伦理和哲学思想之中;中国的宗教也是非神学的,是与之无关的道德实践伦理.     

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在被人们习惯称作"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却产生了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大学,所以西欧中世纪大学从它存在的那一刻起就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主要从大学的基督教起源、神学对大学的桎梏及教会对大学领导权的争夺三个方面来论述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它们,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大学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话说景教

“景教”是专指唐代时传入中国的罗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而言。关于景教与聂斯托利的关系 ,则要从５世纪时罗马教会说起。当时罗马基督教内部因神学见解的不同而形成以西里禄为首的神秘主义和以聂斯托利为首的开明主义两大阵营。聂斯托利终因宫廷斗争的失势而被革职流放 ,聂氏的学说和宗教思想也被罗马帝国斥为异端。聂斯托利的追随者向东逃亡 ,在恒河流域的波斯、印度一带传教 ,后来形成了古代基督教东方体系 ,这个体系被世人称为“聂斯托利派”。由于他们百折不挠的传教热忱而被后人又称为“火的教会”。两个世纪后 ,他们的传教活动遍及…     

自养与本色之深入：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华北基督教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基督教差会被迫减少对华传教事业经费,裁减传教士人数,对华北基督教产生重要影响。华北教会为此提倡受托主义,鼓励教徒捐献,并减少职员薪金;同时,教会为减轻经济负担,还组织各种义工训练班,注意培养义务工作人员为教会服务;教会学校与医院在差会经费减少的形势下,通过裁员减支、增收学费与住院费及向政府、社会力量请求援助等多种形式维持运营。此次经济危机有利于增强中国教会及教会机构的自养,破除教徒的依赖心理,推动了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进程,但不能从根本上使其摆脱对西方经费的依赖。     

广州协和神学院概述

广州协和神学院（Ｃａｎｔｏｎ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ｌ ｌｅｇｅ）是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的学院 ,在全国１０多所与之相类似的神学院中 ,也是较有名气的神学院。一广州协和神学院成立于１９１４年 ,原名广州基督教高等协和神道学院。设立这一学校的背景是１９１３年的“穆德会议”。穆德（ＪｏｈｎＲａｌｅｉｇｈＭｏｔｔ）是美国人 ,基督教新教国际组织领导人之一 ,毕生致力于基督教各教会教派的合作 ,曾获１９４６年诺贝尔和平奖。穆德于１９１３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 ,设…     

既“来学”,则“往教”:美国教会接触和影响中国留学生的个案研究

论文以美国中西部K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和向他们宣教的当地基督教组织和个人为主要研究目标,主要分析校园宣教士如何通过各种传教方法来影响中国留学生。本文认为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具有很强的拓展性。宗教在美国校园的传统合法存在,使当地基督教会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来自非基督教国家的留学生。共同的民族背景使华人教会在向中国留学生传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学生在受到美国宗教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在积极体验异域文化,并从中体现出民族特色。     

美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态度的演变(1830—1932)

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抱着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用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本土的信仰、伦理和价值观,即对中国进行文化征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的冲击和一战的影响下,主流的传教团体开始倡导文化合作,提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携手"共同追求真理",以及借鉴中国文化遗产以补充和丰富基督教传统的重要思想,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尊重与欣赏。这种思想改变了传教运动的面貌。     

美国19、20世纪之交的一场“文化战争”——神学现代派与传统福音派之间的斗争北大核心CSSCI

19、20世纪之交,伴随着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美国宗教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神学观念——现代主义神学观。这种新的神学观主张破除陈旧的神学理念,用新的思维和新的方式解读《圣经》,用新的理念和新的视角诠释上帝与人和上帝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针对现代主义神学观的这些观点和主张,笃信和坚守传统基督教精神的福音派迅速做出回击,提出只有坚持基督教的最根本原则,基督徒才可能获得拯救,美国文明才可能免于毁灭。鉴于现代主义神学观和传统福音派的观点和立场截然对立,两者之间的争论引发了一场"文化战争"。     

挫折与复兴:民国基督教五年运动之布道事业初探

为复兴教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1930年发动了著名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各地教会积极配合,声势浩大。因来华传教士人数及差会经费减少,五年运动着力培养本土布道人才,举办训练班、退修会,强调信徒的社会责任,教会领袖应身担重责;五年运动提倡个人布道,号召平信徒参与布道,引人归主,艾迪、龚斯德等外国布道家亦来华布道;各教会还采取新春布道、帐篷布道、联合布道、奋兴大会等多形式的群体性布道,重视文字布道,并推行基督教家庭化运动,引领家庭归主。五年运动虽未达到教徒翻倍的目标,但是教徒数量与质量均有增长,带来了教会的复兴,也推动了教会的本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