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谈古代潮州的绅士阶层

古代潮州绅士是儒家学说在潮州社会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他们高踞于潮州平民百姓之上,支配着潮州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如何评价其是非,衡量其在潮州发展的历史地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作一粗浅的论述。     

试析科举制度废除后士绅阶层的流动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有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士绅阶层。中外许多学者将士绅阶层看作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更有"士绅社会""士绅国家"的说法,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然而,因科举而产生的士绅阶层,也必然会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士绅阶层何去何从,他们的转型之路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将试作分析。     

浅析晚清中国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

晚清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情怀也表现得极为突出,具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较同时代人更为深沉;始终以救亡图存为主题;包含有传统的排他性。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浅谈近代中国的市民阶层

近代以来,有识之士一直追求建立独立富强的民主宪政国家。构建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必备条件便是有相当数量的市民阶层。晚清时期,清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催生了近代中国的市民阶层。近代中国市民阶层涵盖范围较广,其在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

发生在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实质上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在维护合邑公共利益的幌子下和开矿者对于地方公共资源的争夺,反映了士绅阶层建构和维护地方霸权的不懈努力.该事件说明,尽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士绅阶层的地方霸权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实现自身的地方霸权,士绅阶层不但重视本阶层的高度整合,还需积极寻求和利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近代中国士绅地位变化初探

士绅作为一个阶层以及因此而来的士绅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既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也是传统在近代的捍卫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士绅地位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来说是逐步呈衰弱之势,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衰弱的原因颇多,一方面国外势力的进入致使中国财产的大量外流,而这负担直接加之于农民身上,致使传统士绅因不能履行保护农民固有的职责逐渐被农民所抛弃而趋于衰弱。一方面近代化的深入使深具传统特征的士绅不得不由中心地位走向边缘化,最后消失于历史长河中。随着中国士绅地位的逐步丧失,中国广大农村也越来越贫、糟、乱。这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前的现状,它为中共打入农村内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晚清官僚士绅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启动近代化。近代化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其中的灵魂便是思想的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的官僚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试论中国现阶段中间阶层的群体界定

中国关于中间阶层问题的研究,虽然较为盛行,但是目前在概念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从这种混沌的表象中欲了解社会结构,中间阶层研究仍然是一把有力的钥匙.本文从社会发展和从理论层面的探讨入手,再一次斟酌了现阶段中间阶层较为合理的群体界定.特别是在旧中间阶层的问题上,发达国家的旧中间阶层,随着社会竞争性的加剧,在逐渐的分化和萎缩,因而在研究上未受到重视.但是,在中国,却是伴随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小企业在大量的产生.因而旧中间阶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相对的增加.是与发达国家的旧中间阶层相近,但又有区别的概念.     

从城市区位互动理论看古代福州三坊七巷阶层性特点的形成

在福州的鼓楼区。有一条古城的中轴线,俗称南街（今福州八一七北路）。在南街的西侧有一条与其平行的古街叫南后街,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就位于南后街的东两两侧：西边为“三坊”,东边为“七巷”,从北到南依次是衣锦坊、文儒坊、光禄坊;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巷、富巷、吉庇巷,占地面积共40．2公顷。它是我国东南现存的最大的古民居街区,至今保留了明清时期的民居和园林建筑百余座．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其古老的坊巷格局又为国内仅存。然而,三坊七巷的意义,     

民国士绅变迁与县志编修探析——兼谈志书官修

官与绅合作修志是我国方志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我国志书编修的一个突出特点,还是我国志书官修的基本样态。民国时期,士绅阶层变迁与分化加剧,并逐步走向衰落,这对县志编修产生了深刻影响：修志倡议形式由双轨向单轨转变,编修组织形式由官绅合作以绅为主向官绅合作以官为主转变,修志体例与内容由袭旧到创新。官与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士绅本身变迁与分化,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县志编修话语权和主导权的掌控上。民国士绅变迁不但影响着县志的编修轨迹,还影响着县志的样貌与特点,演绎着县级方志文化的历史。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与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鉴于方志编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方志编修,促成了方志编纂热潮的出现。士绅参与修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多名士绅合力修志,二是个人独立修志。士绅合力修志是明清时期地方综合性志书编纂的通行模式。有些名望较高的士绅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志书编修,但也为志书编纂出谋划策。士绅不仅积极参与志书的具体编纂,还主动捐款支持志书编修。参与修志的士绅层次不同,角色分工也有所不同。士绅通过编修方志,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     

真情为革命的士绅杨远源

杨远源,字救贫,1921年1月14日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北中区玉珠乡将军村(今北中镇将军村)西畈组一个大户人家,幼年读过私塾,青年时期曾在将军山下杨氏宗祠办私塾教书。1931年到1949年的18年间,杨远源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养伤员、写传单、送情报、筹军饷……一心帮百姓,真情为革命。解放后,他当选为太湖县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2012年3月27日病逝,终年91岁。     

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苏州潘氏是徽商后裔,亦是江南著名的科第世家。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既是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士商相混的结果,也是徽州和苏州两种不同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而潘氏族人慎言慎行如履薄冰的仕途实践经验、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则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江南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于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观。     

匾额中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

<正>匾额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有说明建筑名称的作用,也起到激励教化的社会作用,而起到教化作用的匾额可以脱离建筑,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在古代社会,匾额分为官匾与私匾,官匾就是皇帝钦赐、朝廷官员官方题写的匾,官匾之外的便是私匾。除了标识类匾额外,具有教化功能的匾额按匾文内容再细分,一般分为科举功名匾、宣扬高尚品德的宣教类匾额、体现家族荣耀及祝福高寿老人的庆贺匾、表扬清明廉洁的清廉匾,等等。其中与清明廉洁相关的匾额简称为"廉匾",这类匾额包括匾文内容与廉政文化相关,     

春秋战国的“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逐鹿。在这一动荡时期,“士”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特殊时期“士”阶层的分化与价值观、“士”与王侯的关系及“士”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