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武训传》批判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众多中共高官对陶行知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四年后,风云突变,毛泽东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进行鞭尸,彻底否定.关于陶行知与《武训传》批判的关联,学界从政治、思想等多方面做了很多分析,文中认为,陶行知的一首小诗可能系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是根本原因.     

陶行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陶行知去世后,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为其题词外,国共两党还掀起了长达半年的追悼活动,可谓哀荣备至。然而4年后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忽然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进行彻底否定。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得到改变。陶行知先生身后的几十年里,所受的褒贬是否中肯?他的生前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究竟如     

陶行知带头守校规

正一代师表陶行知毕生致力于"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有关他守信重义的故事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1927年12月,应河南督军冯玉祥邀请,陶行知准备去河南一趟,助其规划河南教育,推广部队识字运动。冯玉祥开出的条件很诱人,答应捐一笔钱给晓庄师范(由陶行知与黄禄于1927年3月在南京晓庄创办,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试验乡村师范)。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的凌冰和陶行知是好朋友,也力邀陶行知赴豫,哪怕一天也好,     

“行知精神”引领下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研究

<正>师德师风是教师立身之本。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教育的光辉篇章。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先生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思想理论以及奋斗经历,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行知精神”——“爱满天下、教育为公”的大爱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求真精神,“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创造精神。     

陶行知的趣味诗教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安徽,早年投身教育事业,后为革命奔走以致积劳成疾,于1946年病逝,年仅55岁,殊为可惜。陶行知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一生不遗余力推动平民教育,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宋庆龄曾经评价他:"陶行知堪称‘万世师表’。"其实,陶行知还有更为     

浅谈教育教学中的引导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先生这一至理格言,是我们"教书育人"的永恒主题。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担负起帮助、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坚强的意志,以及探索真理的精神。当学生面对学习和生活中困惑的时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正确的引导和正面的鼓励。有人说教育学生就要像古人治水一样懂得顺势而为;也有人说"亲其师方能信其道"。让学生亲近自己是每个教师都     

1959～1962年各民主党派的“神仙会”述论

"神仙会"原是中共在党内进行的一种相对务虚的会议形式。1959年年底,"神仙会"被引入中共对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中,此后逐步扩展至统战工作的诸多领域,对调整中共与各统一战线对象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探索性尝试。1962年以后,"神仙会"最终停止并被污名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声誉。     

追忆我的曾祖父陶行知先生

这些年和各界朋友谈论曾祖父陶行知先生时,他们常会问我,能否用一个词来概括曾祖父的思想.经多年探究,我给出的回答是——求真."真"究竟指什么?又包含哪些具体内容?我归纳为5个方面,即真人、真志、真行、真爱、真友.真人,即先做一个完整的人,要真正地适应社会,能独立生存,有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职业、笃实的品性.真志...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历史共鸣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共在各地搞了数百起武装暴动后,便进行武装割据。割据的地区,被称作"苏区"。中共在"苏区"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土地财产被悉数没收,对地主甚至实行"肉体消灭"。这一时期,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是"合作"的条件之一。从这时     

“黄色工会”问题的再研究——以上海邮务工会为中心

"黄色工会"是中共对国共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所谓"体制内工会"的统称,在当时受到了中共激烈批判。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这一称谓在中共的文件中基本消失了,但1949年后,中共党史专家又进一步诠释了"黄色工会"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研究1927-1937年间国统区工会组织以及工运历史的基点。由此,"黄色工会"也从政治范畴逐渐进入到学术视野中。而上海邮务工会更是被党史专家称为典型的"黄色工会",并归纳出"改良主义""党化"及"帮会化"等特征。然而,当对这些特性一一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梳理与分析时,会发现中共话语中的"黄色工会"只是一个政治概念。     

论陶行知提倡“新武训精神”的积极意义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国际教育界、思想界也享有卓越的声誉。到一九八四年为止,全世界已有二十二个国家组成了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亦将在中国召开陶行知研究学术讨论会。但是自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文艺报》等先后发表了杨耳《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及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对陶行知所提倡“伪武训精神”提出批评后,在一个长的时期里,人们对陶行知的研究遂告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行知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胡乔木同志在大会发言中对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发表了公正的评论,他说:“当时这场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

<正>如实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精神,而彰显道义则是其一贯理念,"求真"与"求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二重属性。以往论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精神阐述较多,而对于"求道"理念则或语焉不详,或简单加以否定。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理念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根源作出论述,并对其合理性作出评述。所谓"求道",即是追求历史编纂的道义原则。与"求真"之追求客观事实之真不同,"求道"则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曾发生过激烈的大论战。中共认为,以苏共及意共陶里亚蒂为代表的各党,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苏共和意共认为,毛泽东和中共则是"教条主义"。为此,中共及意共曾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进行交锋。十几年后双方握手言和,那场辩论不过是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详情请看《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文。     

批判陶行知始末

陶行知先生1951年因电影《武训传》牵连遭受到批判,迄今已60周年。这是发生在陶行知逝世5周年、新中国诞生不到两周年的一次重大思想政治运动。当年激烈批判陶行知的先生们,后     

国民革命期间中共之宣传策略初探--以1923-1925年之《向导》为中心

国民革命时期,中共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国民革命的进程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23-1925年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的考察,分析中共在此时期宣传策略的转变和宣传话语的特点,即中共如何将"左派"、"右派"、"阶级斗争"等概念引入国民革命的过程,从而勾勒出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在宣传上从被动到主动,争取到宣传强势,并最终将阶级斗争理论与国民革命结合起来的轨迹.     

中国民主党派的改造(下)

正今生:参政党1."右派"的"改正"与"维持原案"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反右"后严重下降,成为"政治花瓶"。"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长达10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恢复活动。由于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革"中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干部、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打击迫害。中共痛定思痛,出于缓和国内矛盾的需要,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开始对"文革"、"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加以清理。     

真理的坚守与背离：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及各代表的不同人生

正近代中国惨遭列强侵略,为实现国家富强,中国的有识之士进行了各种探索,但多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共"一大"的召开,1951年10月,上海市委在中共"一大"会址及博文女校旧址建立纪念馆。1956年,董必武参观"一大"旧址纪念馆时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由"简"到"巨"的历史变迁,关键是合乎时代要求,     

试谈陶行知先生的评价问题

读了《安徽史学通讯》第二期上邓初民先生的《陶行知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后,更觉得1951年秋到1952年春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没有解决全部问题.且不管这次邓初民先生对陶行知先生的评价如何,但他把问题重新提出来,显然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我先就下列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十小时何以胜十年——熊向晖谈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中共情报工作龙潭"后三杰"的熊向晖曾被周恩来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从事了12年的秘密情报工作,是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他以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12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份对党的无限忠诚?熊向晖的女儿回忆了父亲讲述的与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短暂接触的十个小时经历,正是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卓越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父亲坚守在情报事业上毫不动摇。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经历过从汉族的代称到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再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的演变。从1922年7月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观念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共所讲的"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族"。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8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讲的"中华民族"是汉族与汉化民族的统称,其代表作是杨松的《论民族》一文。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和民族政策的形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论述,则标志着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内涵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