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及其政治结构刍议

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启动于圣德太子改革,初步形成（模型化）于孝德天皇与天智天皇的大化改新时期,制度化于大化改新矛盾积累导致的“壬申之乱”后的天武天皇及其继任者持统、文武、元明天皇时期,中间走过了百年左右的曲折历程。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三部曲。从政治结构上看,古代天皇制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它是中国式皇帝制与日本祭祀制的统一。古代天皇制特殊的政治结构对后来的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熊猫外交”始于武则天

正垂拱元年(685年)九月十八日,长安宫廷卫队和两个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传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一行前往扬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漂洋过海前往日本。这次武则天赠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白熊"实际上就是大熊猫。大熊猫真正作为最高规格国礼发轫于1941年,当时,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意。     

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外影响系列研究之三

正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之间官方和民间的交往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古代日本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得以发展自己的国家,中国古代货币作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其影响力在日本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体现。《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天皇十二年(683)颁布诏书,要求"自今以后,必用铜钱"。这是见于文献的日本官方要求使用铜钱的最早记载。在此之前,社会上应该早已开始使用钱币,只是大部分人仍习惯于物物交易,钱币还未被普遍接受,故有此强制性的要求。日     

论日本大化革新的曲折道路

大化革新是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社会改革运动。从7世纪初圣德太子率先揭开这一改革运动的序幕,经过大化年间中大兄的深化改革,到7世纪末天武天皇通过“定律令、改法式”以法制形式把革新体制固定下来,基本完成了日本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改革任务。但此间斗争迭起,障碍重重,几经挫折,数易政权,最终实现了社     

“熊猫外交”已有千年历史

专家考证,中国的“熊猫外交”已有上千年历史。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85年,武则天就曾送给日本天武天皇两只熊猫和70张毛皮。大熊猫真正作为最高规格国礼发轫于1941年,当时,宋氏姐妹向美国赠送一对大熊猫以示对其救济中国难民的谢意。到20世纪70年代,大熊猫被中国送往世界各地,“熊猫外交”达到高峰。     

《闯关东》中龟田一郎自杀的人类学分析

日本人崇尚自杀,信奉"武士道"精神,崇尚毁灭之美和寂灭之美,注重"切腹"自杀的痛苦仪式。中国的"仁"是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注重人道,追求道德教育。一郎受到日本人的负恩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伦理的双重影响,最终在对朱家的"孝"和对天皇的"忠"的不可协调的矛盾中选择自杀。中国的"仁"影响了一郎的日本性格,使他无意识地放弃了"切腹"这种日本武士最高尚的自杀方式。     

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吗?

中国学界和媒体一直称日本接受《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是"无条件投降",甚至有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认识和表述,或更能彰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但并不完全符合史实。日本投降条件是"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以《大学》《中庸》的“日本化”为中心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逐渐让位于"政治事功",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为日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负罪感一议

正读罢《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何方先生的《我看日本与中日关系》,感慨颇多。我很认同该文对日本对外侵略是"民族犯罪"的观点。众所周知,早在中国明末,日本统治集团就开始向国民灌输"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必须开拓生存空间"的观念。至清末甲午战争之际,这种观念已成为日本国民的主流意识。1931年占领我国东三省后,中国国土占领之容易与中国矿产资源掠夺之轻易,使"尽快征服全中国"的理念成了全日本国民的决心,并冠以"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与“东方文化事业”

始于1923年的"东方文化事业",被视为近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标志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开发"华北经济,获取重要国防资源,在日本对华政策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并且成为对华政策的核心纲要之一。与此相对应,"东方文化事业"在事变后开始脱离"文化"之本位。经过前期策划,1936年起日本政府打着"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事业"之幌子,投入巨资设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等经济"开发"项目,直接为"开发"华北资源服务。"东方文化事业"因此沦为日本在华北经济扩张的工具。     

唐律令制在日本的传播

考倭国简单化的行使唐律,是始于他们天智天皇所定的《近江令》,该令于唐高宗总章元年颁行,盖即自唐代贞观令所演出。其后至其天武天皇,则有天武律令,以唐代武德贞观永徽三律令为蓝本。至文武天皇,则有大宝律令,大要抄自永徽律令。至元正天皇,则有养老律令,实取之唐代长孙无忌等所纂的唐律疏议。其后各代,则多就上述各律令参修颁行。     

朝鲜牧羊业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明治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扩张、文化渗透等各种手段贯彻其大陆政策,牧羊业向大陆的扩张是日本大陆经济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促进了日本牧羊业的发展,作为其殖民地的朝鲜亦卷入日本的牧羊业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及朝鲜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又设立了"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朝鲜主要担负向大陆绵羊改良提供所需种羊之任务.日本在朝鲜发展牧羊业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侵略政策"提供军需羊毛资源.     

试析日本寺子屋教育的特点

寺子屋是以招收平民子弟为对象的私立初等教育机构。在江户时代鼎盛一时,在近代化改革的浪潮中退出历史舞台。寺子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提升了日本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为教育的普及和道德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日本社会近代化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明治初期实现了"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国民皆学"的既定目标。寺子屋对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日本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荒尾精与近代日本民间对华谍报网的布局

近代日本在企图称霸世界的进程中,岛国危机心态及其由此引发的民族凝聚力,为其社会各阶层开展谍报活动提供了"源动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走向振兴之际,侵略的野心也日渐膨胀,为满足对华侵略之"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内阁、外务省及军方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均设置了官方情报机构.而日本民间社会团体或商业组织配合官方所开展的谍...     

载泽使团访日与日本的因应

日本对东三省的侵逼是清廷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重要外因。五大臣出洋考察政策出台后,日本先是极力打消中国使团为维护东北主权游说列强之意图,而后随着"日比谷烧打事件"及"吴樾投弹案"的发生,采取各种措施成功促使载泽使团放弃"先欧后日"计划而先行访日。载泽使团抵日后,日本按照帝室贵宾规格予以接待,并主动为其安排"君权宪法"讲座,促使中国仿行日本宪政。日本"殷勤"接待的背后,隐藏了其"拉中制俄"的对外战略与推行大陆政策、创造对华扩张契机的国家利益诉求。日本应对载泽使团的对策体现了外交仪式、国家地位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     

丝路遗珍——黑釉“油滴”碗

黑釉"油滴"器是中国古代陶瓷制作中一种由特殊工艺烧造而成的制品。随着茶道的发展,与茶文化结缘后,成为朝贡之品;后被前来中国留学的日本禅僧带回收藏;日本人在对其进行仿制的过程中创造了和风化的陶瓷艺术风格。黑釉油滴器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陶瓷制作技术和茶道风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对外扩张与东亚格局之变动——以华盛顿体系为中心的考察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借对德宣战之机,迅速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并企图在巴黎和会上得到"法理"上的认可,巩固在华"特殊权益"。由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日本未能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远东的竞争加剧。1921年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会议确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形成了主导远东国际关系的华盛顿体系。日本一方面在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下,在与列强的"协调"中求得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不断寻找机会突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从而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实现对外扩张的梦想。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告别华盛顿体系,开始实施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对盟国的抵制与索取: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1945—1951)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与战败国,按照盟国《开罗宣言》的规定,"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都应被剥夺,但战后已被盟国从日本领土剥离出来的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又被美国私相授受给了日本。其根源在于,日本对殖民扩张和侵略战争没有进行彻底清算,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仍在影响着日本政界,导致日本在战后实施的领土政策不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侵占的邻国领土,而是抵制盟国对日本领土的处置,甚至向盟国索要领土。尤其是冷战爆发后,日本巧妙地利用盟国分裂之机,向美国争取到了对琉球群岛拥有"剩余主权"的承诺,实现了与美国等国的片面媾和,为日后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做了铺垫,同时也为中日、苏(俄)日、韩日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     

钓鱼岛主权中的历史事实

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国有化"行为,使得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为世人关注。本文从主权概念和中日等国的记载中来理清钓鱼岛的历史事实,说明钓鱼岛的归属属于中国,处理好该问题,也有利于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果实。2012年9月后,钓鱼岛问题由于日本野田政府的"购岛"使之"国有化",导致中日未决的领土争端再起。先是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与"所谓"的栗原家族达成购买钓鱼岛所有权;9月10日,日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