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考古学初探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而目前中国公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还有待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西方公众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他山之石,文章追溯了西方公众考古学源起、形成、发展的脉络,简要介绍了其基本的理论、理念和方法,最后,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关于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的思考。     

“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辨析

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关于Public Archaeology的研究现状和不同学术观点,提出Public Archaeology包括“公众考古学”和“公众考古理念”两个层面,并分别总结、归纳出公众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公众考古理念的内涵及其意义,提出我国应该重视公众考古学的学术研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众考古学。     

初论公众考古学

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如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作一些探索和思考。     

试论高校博物馆开展公众考古教育的优势与途径

公众考古学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就,20世纪中叶诞生于欧美并迅速发展,我国的公众考古学尚处于初始阶段,公众的考古知识水平和文物保护意识亟需提高,所以必须注重公众考古学教育。高校博物馆是公众考古学的主阵地之一,充分利用高校博物馆的优势,发挥其纽带作用和教育功能,对促进我国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近90年来160多种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创办与发展情况,提出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发展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初创与早期发展、全面发展、复苏时期、成熟发展等四个阶段。现在的中国考古文物类期刊的格局,是1979年以来形成的。目前主要刊物的栏目形式有所变化．但研究论文与田野资料并重的办刊方针总体上没有变化。近10年来一些刊物新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的内容,这应是中国考古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三项新的内容。     

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公共"(Public)一词的含义一直都是公共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共"蕴含着国家和公众两个不同的维度,根据"公共"一词包含的不同价值取向,国外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对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定位于"面向公众的考古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仰韶和她的时代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意义重大。或者说,仰韶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因仰韶村的发掘得名的仰韶文化、遍布中原的几千处遗存、以及这个考古学文化里非常核心的器物要素——彩陶和小口尖底瓶,在某种意义上代言了公众对史前考古的认知。而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遍布在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学文     

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

公共考古学英文作,或被译作公众考古学。在英文中,public所指并非汉语中的公众及其群体,而更与国家公共机构密切相关。从这层意思上来说,Public Archaeology译作公共考古学更为贴切。这一概念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英等发达国家,最初是与考古学科发展所带来的考古遗存和文化资源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紧急情况密切相关的。这种紧急状况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由学科专业化增强所带来的资料的保护和管理问题,第二是学术界对于大量的具有潜在价值的考古资源面临日益严重的破坏而自身却又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就是说,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公共考古学关注的焦点,甚至可以说,公共考古学就是文化遗产保护。业内人士对以往那种由专业学者和官员来"替"公众管理文化资源的模式进行反思,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于公众角色的定位问题。这里的"公众"一词指的是一个多元的、但又不以考古研究为职业的人群。作为国家概念之外的一个具有批评性的实体,他们对文化遗产的参与权与解释权应得到充分尊重;考古学的公共方面多数是与文化、价值甚至经济利益冲突相关的,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不谐调的遗产";考古学归根到底是阐释文化认同及其演变,因此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脱不开干系。诸如此类,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中所遇到的这类问题,都成了公众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公众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当今考古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学科。本文作为NickMerriman所主编的《公共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对于公共考古学在西方的产生和发展做了系统论述,有利于我们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

本文是《全球公共考古学的新视角》文集的一篇导论,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考古学在英语国家及全球范围的发展做了综述。该文集的各章由各国考古学家撰写,分别介绍了公共考古学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和现状。正如本文开宗明义所指出的,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从这门学科开始就相当密切,不只因为大部分重要考古发现是老百姓而非考古学家所为,而且几乎所有发掘工作都需要民众的参与。而且盗墓活动也难脱底层民众的干系。公共考古学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一度被等同于大众考古或考古学的普及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专家撰写科普读物被看作是不务正业,这类作品不被视为学术成果。这种看法正因公共考古学概念的引入而得到改观,从而使普及工作名正而言顺。因为考古学界认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民众,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麦克基姆西1972年出版的Public Archaeology一书所提出,后来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国。类似其他非英语国家,public的中译有"公共"和"公众"两种方式。英语的public有"官方"和"民众"的双重含意。这比较接近中文"公共"的意思,因为中文的"公共交通"或"公共设施"一般是指由行政部门主导和资助的大众服务。如果中国的遗产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公共考古学也要摆脱目前局限于考古教育和知识普及的零敲碎打的大众实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由政府出于公众利益对考古学进行管理,鼓励公众积极参加考古活动和遗产保护与管理,并从多声部的公众视角来解释考古成果和布置博物馆陈列。     

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

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袁靖【编者按】人类与动物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古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是考古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动物遗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日渐普及,这与中国寺古学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袁靖的《试论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回...     

考古学知识普及三题

考古学是19世纪科学与文化迅猛发展时代的产物,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当然也加入了那个时代的大合唱。在这个过程中。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考古学知识的普及问题也是考古学家不断思考与探索的内容之一。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杜正胜一现阶段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中国人的科学考古,当从１９２６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至今整整７０年。以这年为基点,５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Ｊ．Ｇｕｎｎａｒ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发掘仰韶村,创造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概...     

沟通大众与考古学的桥梁——读陈星灿老师之《考古随笔》

<正>在人们的心目中,考古学是十分神秘的,距离我们的生活也非常遥远,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化外之民"。然而自二十世纪70年代逐渐兴起的公共考古学将公众的利益与考古学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此后,诸多专业的考古学家们尝试着以各种方式普及考古学知识,"向外界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与公众一起共同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陈星灿老师的《考古随笔》(二)在这一方面可谓贡献颇多。一、作者其人     

区系类型学说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先生两本考古学论文集学习笔记

区系类型学说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先生两本考古学论文集学习笔记曹兵武如果按照传统的看法,中国考古学自安特生先生１９２１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为始,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七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学的进步主要依靠了两个方法论的支柱———地层学...     

“考古”百议

<正>考古遗存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属于人民的公共产品,正在成为公众的认识。因此,中国考古学应当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文化资源管理。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应当把公众考古学纳入到公共管理领域之中,加强这方面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陈雍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一系列考古学认知的变化,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等等。可还是有不少考古学家本能地用线性的发展序列看待人类社会。即使是在当下的讨论中,我们仍能体会到考古学家僵化地思考问题,认为人类社会的     

一座用生命和智慧熔铸的学术丰碑——俞伟超先生学术贡献评述

俞伟超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巨擘,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战国秦汉考古学框架体系的主要构建者,充实、丰富和发展了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用考古学方法探索人类早期发展、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过程、古代意识形态等诸多学术领     

西学中用 与时俱进——陈淳教授访谈录

<正>张萌:陈老师,您好,我是张萌,目前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受《南方文物》编辑部委托,对您做一次采访,主要涉及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还有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公众关系等问题。陈淳:张萌,你好。我们可以变通一下访谈的形式,主体是你问我答,但也可以互相对话,结合你在新墨西哥大学的学习谈谈自己的体会。     

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苏联影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举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大背景下,中国考古学曾全面学习苏联考古学。在十余年中,通过中苏考古学家互访、苏联考古著述的翻译介绍,苏联考古学在对考古学本质的理解、技术方法、考古学术语、人才培养、文物法规等诸多方面,对中国考古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