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夺取香港地区的完成——强租新界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 国主义阶段,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瓜分和重新瓜分“阳光下的地盘”的斗争有增无已。在远东,除了英、俄两个主要国家外,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登上了国际角逐的舞台。清     

幕末维新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模式

通过对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精英阶层的言论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近代日本对中国认识模式构筑于幕末维新时期;对西洋列强而言,清朝政府已病入膏肓,统治机构早已腐朽,而日本则视清朝为日本抵抗西洋列强威胁的天然屏障,急欲与清政府同盟合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形成了断然实行侵略中国的基本认识.     

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研究拾遗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经济侵略中,来自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的侵略尤为值得研究。学界对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往往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掠夺”,对间接的“对华投资”未有足够重视。并且,日本是一个刚刚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真正完成“工业革命”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当有重要区别。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特征将会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日本启蒙主义文艺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

在上一个世纪前半叶,我国和日本都还是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封建国家。但是,从1868年之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政治、经济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走上了一条新路。日本近代文学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曾出现众多的文艺思潮,其中,启蒙主义是出现     

明治维新后日本是怎样学西方的

“开国”与维新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揭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帷幕。明治维新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是在外力的催化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向亚洲侵略扩张。当时地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还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日本与西方列强在南沙群岛的殖民争夺(1900—1939)

20世纪初,跻身殖民列强行列的日本为了获取更加可观的殖民利益,积极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逐步将势力渗透到南沙群岛,从而引发了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据自身以及南海地区大国实力发展状况,日本南沙侵略活动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由最初的经济扩张逐渐过渡到武装占领,日本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平和”转向强硬。在南沙群岛的利益争夺中,西方列强企图利用国际法遏制日本的扩张,而日本则依靠大规模、长时段的殖民开发活动将西方势力逐渐排挤出南沙。日本在南沙群岛的侵略活动从根本上服务于其“南进”扩张政策。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签约过程和条约内容方面却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立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个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向外开疆拓土,近邻中国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的对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当局利用各种手段,从事了一系列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亦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中。然而囿于资料,东、西本愿寺派的这些活动不被大家所详知,迄今亦未见有专文发表。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拟就近代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情况做一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法理”思辨

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原因概在于西方列强于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上投了反对票。日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国际组织的强有力冲击。简言之，在日本侵略野心急剧膨胀的时段，国际联盟约束力的缺失与公法强制力的丧失，使得日本巧妙利用公法为一己之私服务，给今天的学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     

清末民初列强对汉冶萍的竞争与日本垄断地位的形成

1858年汉口开埠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此为据点,加强了对武汉、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的侵略。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德国通过军火贸易与湖北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由此向张之洞推荐了以时维礼为首的一批德籍工程师,使得德国的势力得以向湖北渗透。在大冶铁矿,德国通过本国工程师赖伦获得了在该矿侵略权益的先机,在汉阳铁厂则同英、比等国为谋取总监工职位展开竞争,在萍乡煤矿则通过贷款获得了主导地位。甲午战后,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发生改变,主张向日本学习。适逢日本创立官营八幡制铁所,为满足铁矿石的供应,日本先以煤铁互售同汉冶萍搭上关系,后陆续提供较其他列强相对优惠的贷款对汉冶萍进行经济渗透。尤其是1913年的1500万日元大借款,日本胁迫汉冶萍聘用日本的高等工程顾问和会计顾问,加强了对其政治控制。日本利用日英同盟等有利的国际条件,同英、德在汉冶萍厂矿展开竞争并逐渐将其排挤出去。日本还挫败了美国染指汉冶萍的图谋,多次阻挠北洋政府将汉冶萍收归国有的企图,并将中日合办逐渐发展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缺乏外部列强制衡和内部国家支持的条件下,日本逐渐取得了对汉冶萍的垄断地位,并使之成为八幡制铁所的附庸。     

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以“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为中心

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不少"封建残余",在思想层面上尤其包括了反西方的、要求"回归"东方封建传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思想。通过考察分析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言论可以发现,实际上两者共同作用,不仅对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消极的影响,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联。一方面,作为日本精神主义"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与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存在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二者在阶级意识、中国观和社会运动观、对秘密结社的共鸣三个方面存在紧密联系。可以说,长野朗的思想乃是谋求以"东洋社会传统"来改造国家,要求反近代、反西方,对内主张农本主义,对外主张亚洲主义的一种消极思想的混合体。     

浅评战后农地改革

战后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性步骤。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战后农地改革被强制向创设自耕农、保护租佃权的方向转变。以寄生地主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冈之解体,战后日本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度。与二战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显然非常成功。     

寻求主导:日本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1912—1913)

获得国际承认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外交问题。各国均利用机会,以承认中华民国为砝码,企图其他问题的解决。其中日本就将承认中华民国同"满蒙问题"、贷款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以承认问题为核心,开展对华外交的局面。在中华民国的承认问题上,日本积极谋求其主导地位,并企图通过这一主导地位实现承认问题、贷款问题、"满蒙问题"的一并解决。但由于中国的抵制,更由于该外交政策本身依赖列强的协调,随着远东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德国对日本主导地位的挑战,使日本在承认问题上外交受挫。由此,进一步促使日本逐渐放弃列强共同行动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对华单独行动,这对日本外交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和影响,认为在清末的19世纪后半期,日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清末的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本文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研究中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30年间,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不仅远远强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在许多地方比我们自己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更详明深入,值得我们反思。从抗日战争前半个世纪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来看,与抗日战争间日本的长江上游的踏察资料整理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潜在意识的发展脉络。透过近代日本人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材料我们发现,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国侵略中国而称雄亚洲背景下进行,了解中国而侵略中国的意识十分明显。透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可看出,当时日本比西方列强在对长江上游的影响方面更直接,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更大,而西方传教士则对长江上游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深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踏察调查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 ,大亚细亚主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论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 ,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 ,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乃是萌生与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 ,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是指导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或手段的侵略理论。     

二战后风靡一时的“小日本主义”

“大日本主义”是二战时期日本开辟东亚战场的主要指导思想,其精髓在于扩大领土与对殖民地的掠夺。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有另一种冷静客观的“小日本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稍后兼任“三口通商大臣”,这一特殊位置使李实际进入权力中枢,使他从“地方官”开始登上国家外交舞台,参与全国性外交战略、政策的制定。他履任不久,对日外交就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他首次直接参与、经办全国性外交活动,因此值得重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李鸿章的外交、甚至政治生涯的最大失败是最终败于对日交涉,所以对李参与的中日外交的“开端”,他的“对日观”的演变,尤需详细清理。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一直十分推崇,并且他认为日本与中国一样同属受西方列强压迫的东亚国家,因此起初一段时间他认为可与日本“联为外援”共同抗拒西方列强的侵压。但后来在处理日本侵台的事务中,他的“对日观”渐渐发生变化,最后得出了日本将是中国“永久大患”的结论。     

朝鲜半岛光复50周年纪念币——兼记朝鲜半岛抗日爱国志士金九和安重根

朝鲜半岛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公元一世纪后形成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古国。1392年,全半岛统一成朝鲜。以后朝鲜半岛不断受到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入侵。1905年日本强行签定《乙巳保护条约》,1910年又签定《日韩合并条约》,从此日本彻底吞并了朝鲜半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民才得以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