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慈善事业看近代华侨精英与侨乡公共事务——以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为例

结合近代百多年来沿海侨乡社会和慈善组织的历史变迁,以泉州花桥善举公所为例,分析阐述了华侨精英依托侨乡特殊社会文化网络,在地方公共事务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大陆的归侨社团：以北京印尼归侨为例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数以十万计的印尼华侨返回中国大陆。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与海外华人社会的联系一度中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逐渐恢复了与海外华人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他们纷纷组建社团, 重拾失落的记忆, 再塑自我认同。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印尼归侨社团的实地考察, 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归侨与海外华人社会关系的重建及其新的组织模式和认同特点。     

近代朝鲜华侨制造业研究——以铸造业为中心

以朝鲜殖民地时期华侨制造业中最具代表性的铸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华侨铸造工厂诞生的背景、同乡网络及其生产体制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华侨制造业在朝鲜烧锅制造领域里取得垄断性地位的原因,一是华侨铸造工厂里中国劳动者较低的工资及技术开发的进行;二是全国的华侨铸造工厂形成了以河北省交河县为中心的同乡网络并进行协力合作。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谋求战时经济的强化,朝鲜总督府也加强了战时统治经济,生铁原料的配给发生困难,华侨铸造工厂因而纷纷倒闭,走向衰退。     

美国中西部华人基督教会调查——以科罗拉多州丹佛都会区为例

论文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都会区的几家华人基督教会为样本,分析了丹佛华人基督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教会的人员构成、参加教会活动的原因、教会运作模式及社会功能,反映了科州乃至美国中西部地区华人基督教会的基本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以丹佛为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华人基督教会历史不长,规模普遍较小,组织结构较为简单。教会信众来源广泛,目前以中国大陆为主体,涵盖了两岸三地及东亚、东南亚等地华人。华人基督徒多从事医学、网络信息、矿业、会计和厨师等专业技术工作。尽管参加教会活动的华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教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问题,但作为丹佛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基督教会仍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社会组织,在团结华人,救助华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提供精神支持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以广东梅县为例

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学界研究较薄弱的山区侨乡——梅县为研究区域,对华侨与近代侨乡工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华侨在率先投资近代工业中,注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西方近代企业制度及经营理念。在侨乡工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华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发端:何海鸣与《侨务旬刊》述略

论文对何海鸣本人生平,《侨务旬刊》出版状况、稿件来源、文献内容、学术价值、传播影响以及文献存佚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何海鸣是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先行者,他于1921年4月创办《侨务旬刊》,至1926年2月停刊,持续五年之久,共出版141期。在20世纪早期出现的几种华侨研究杂志中,《侨务旬刊》办刊时间最久,刊物期数最多,刊布学术论著最为繁富,是这个阶段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刊物,成为现代华侨研究史的一个里程碑。     

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网络

以近代日本在成为亚洲主权国家过程中经济方面的经历为线索,将居住在神户的华侨和印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华侨通商网络在20世纪30年代得以扩展、1940年后衰退的原因;简述了30年代起印侨通商网络的显著发展;揭示了欧洲近代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亚洲华侨、印侨通商网络的形成与扩展间的密切关系。     

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的内容,选择粤海湾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社区"概念,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理论视角,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的形成、归侨认同意识的动态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归侨社区内部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     

近代国内华侨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国内的华侨教育政策日渐具体,尽管许多措施还只是一纸空,没能产生买际效果,但已使华侨教育在国内教育系统中有一席之地,有了发展的明确方向和可资参考的依据。     

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

大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经历“文化侵略”、“文化交流”和“现代化”三大范式的转换之后急需建构新的研究范式。爱德华·萨义德等人提出的后殖民理论 ,特别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为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以重新审视传教运动对西方和中国社会的复杂影响及其与西方殖民主义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 ,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因此应该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超国家民族经济网络的运营：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

选择华商与韩商大会作为个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华商网络与韩商网络的运营机制及其特征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韩商大会与华商大会是两个最具规模的离线网络协力系统,在强化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乃至在构筑民族共同体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两个大会在会议周期、运营体系和世界性影响力方面又具有很大差异。     

试析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祖籍国关系的演变——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为例

从早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来亚华侨社团与中国之间是联系密切的侨民社团与祖国之间的关系。此后,由于马来亚华侨社会发生了本质性转变,当地华人社团与中国的关系转变为外国公民社团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期间,由于种种因素,双方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中马建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双方的关系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本文概述各个历史时期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演变,探讨两者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影响。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华人社会和中国而言都是积极的因素,双方日益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当地华人社会与中国,乃至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

通过对荷兰华侨华人生活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了华人社团的类型、功能、运作方式及其在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认为华侨华人社团在华人世界中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拟村落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他们凭借着原有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将社团当作村落来经营和管理,在社团内进行博弈和地位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移入国的边缘化感受,缓解了因失落而对主流社会的抱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对抗。由此可见,荷兰的华侨华人社团不同于专业化的行业组织或政党组织,有着多样的、综合性的社会属性,是一个村落式的我群社会。     

当代海外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特征探析 ——以美国华人为例

论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个案分析,结合相关的理论解读,探析了当代海外华人双重文化认同的基本特征。研究显示,海外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是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且具有复杂多元的个体差异性的“购物车”式混杂型认同。美国华人的双重文化认同主要呈现混杂型特征,而“情境性”的交替型特征并不明显;其“购物车”式文化认同的工具性和选择性体现在语言的使用和偏好、宗教活动和价值观取舍等多个方面;其个体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群体和代际之间,在同一群体内部也同样复杂多元,这是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和个人性格等微观因素建构的结果。     

华侨家庭留守妇女的婚姻状况——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

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档案、民国报刊、口述历史访谈、留守妻子传记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以20世纪30-50年代福建泉州华侨婚姻为例,分析了华侨家庭留守妇女婚姻的缔结、维持、离婚、重婚以及婚外情等婚姻状况,探讨了国际移民对留守妇女婚姻生活的影响和华侨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本文认为,受到国际移民和侨乡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华侨婚姻呈现出多元性,婚姻状况因华侨夫妇的不同境况而异。华侨婚姻是中国传统父权制婚姻在国际移民过程中的变异体,保留了父权制婚姻的一些特征,同时国际移民重新分配华侨夫妇的社会经济家庭责任,留守妇女往往要承担传统意义上属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和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生活品质和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婚姻家庭的维持依赖各种复杂的内外因素,包括妻子的智慧、能力、坚忍和牺牲。     

华人网络与基督教网络的相互嵌入——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探析

论文分析探讨了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的发展历程和近代华人基督教的跨国网络结构。认为近代新加坡华人基督教跨国网络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它是在"基督教网络"与"华人网络"相互嵌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不是单方主导的结果,而是双向互为的。在这个中西交汇的网络结构中,"基督教网络"和"华人网络"分别成为对方可资利用的资源。一方面,基督教通过"华人网络"中的地缘、血缘等关系网络,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传播范围;另一方面,华人也利用"基督教网络"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的行业分布及特点研究——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研究之四

近代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是近代广西玉林籍商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较低,经营规模不大,但却十分抱团,主要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种植业、矿业、百货业、侨汇业等。广西玉林籍华侨商人群体中的许多商人还曾是东南亚各地广西会馆、商会的创办者或重要执掌人,是近代广西华侨商人中的代表性群体之一。     

近代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的法制化进程

以近代中国政府先后颁布的国籍法为纵向坐标,通过对国籍法颁布前后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的不同状况进行对照,分析了近代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经历的逐步法制化的过程。得出结论,国籍法颁布前,中国政府处理华侨国籍问题时无法可依、随机处理,在此类的外交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国籍法颁布后,中国政府依据成文的国籍法和相关的国际惯例来处理华侨的国籍问题,在此类交涉中占据了比较有利和主动的位置。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