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对《诗经》校勘训诂的杰出贡献

闻一多先生对《诗经》校勘训诂的杰出贡献李思乐闻一多先生从事《诗经》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将来写出一部中国文化史奠定基础。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闻先生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     

一项别开生面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读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闻一多先生遇难的前一个月——一九四六年六月——完成了他最后的一篇学术研究文章《〈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这不仅是闻先生把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结合起来的一个具体生动的成果,也是闻先生以创新的精神研究我国古籍的一个重要标志.今天我们重读《〈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不难发现这是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史上一项具有开拓精神、别开生面的研究工作.     

闻一多《风诗类钞》补注

《风诗类钞》是闻一多先生研究《诗经》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风诗类钞》中可以看到闻先生研究《诗经》的思想、方法的深邃和缜密.其中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读后令人叹服不已.闻先生力图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跳出古代“圣人们”胡乱点化《诗经》的窠臼,他不仅要从经学、历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经》,而且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略依社会组织的纲目将国风重新编次,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     

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与《诗经·邶风·凯风》

作为闻一多先生的高足,何善周先生认为闻先生对《诗经·凯风》的理解不够准确,所以,特嘱托李思乐先生撰成此文,为闻先生《七子之歌》的小序做些补正。     

听闻一多讲《诗经》

1933年下学期,闻一多先生到北大讲课,讲《诗经》,消息一传出,中文系同学都想听。讲课时间是下午,地点在红楼二楼西头一个南北向的长形教室。往常听课,这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教室,只有二三十人,在闻先生第一次上课时不仅室内坐得满满的,连门外也坐满了人,真是盛况空前。闻先生光头未蓄发,满面红光,双目有神,身着银灰色夹袍,足穿布鞋,裤脚用带子扎着。闻先生讲课也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开场白和客套之类的话,更不吹嘘自己。他第一课的篇名我记不得了,但写在黑板上的“鱼网之设,鸿则罹之”八个字,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至今不忘。闻先生说,理解这句诗…     

也谈《隰有苌楚》是情歌

自汉以来,历代注家多认为《诗经·桧风·隰有苌楚》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西汉·毛亨、东汉·郑玄说此诗作者痛恨国君放纵情欲,荒废国政,所以歌颂无情欲者。宋·朱熹说“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诗集传》）郭沫若认为是没落贵族悲观厌世之作。（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愚以为这种解释不尽符合该诗的本意,近乎毛亨说《关睢》是“后妃之德”、说《静女》是“刺时”、说《木瓜》是“美齐桓公”、说《溱洧》是“刺乱”一样牵强。迄今仅见高亨《诗经今注》及李长之《诗经试译》在题解中说此诗是一首恋歌。但二位先生未加评述他们这一见解的依据,今就此略陈管见。 研究《诗经》的人公认《郑风·溱洧》是一首反映郑国民间风俗的情歌。《后汉书·袁绍传》注引:《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悦）者俱往也”。三     

古籍标点中两个应注意的问题

我这篇小,是想就目前出版的我国古籍整理书籍中两个标点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并不大,但牵涉面却很广,而且还并不是“无伤大雅”。1991年10月,我在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期间,曾由总编办公室出面,请中华书局内部几位对古籍点校有经验的同志,包括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古籍整理研究专家赵守俨先生,经集体讨论,写成《古籍校点释例》一,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91年第4期。《释例》前有一说明,中云：“为进一步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尽量减少校勘和标点中的错误,我们根据实际工作     

闻一多《易·泰卦》“匏瓜”说新证

闻一多先生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以继承、发展、创新的观点全面地研究了《周易》,其成果,便是他遇害后由朱自清先生编入《闻一多全集》中的《周易义证类纂》。闻先生在该文的前言中说: 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 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即依社会史料性质,分类录出……根据这些原则,他将《周易义证类纂》分成“有关经济事类、有关社会事类、有关心灵事类”三大类。类下又分“器用、服饰、农业、刑法、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二十一项。仅从他的这种分类上,便不难看出他的研究工作的创造性——把《周易》从“玄境”拉回到“人境”中来。     

鲁国与《诗经》

鲁国与《诗经》杨朝明《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最初只被称为《诗》,它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故当时有人举其成数又以“诗三百”相称。到了汉代经学产生之后,它才有了《诗经》的称谓。不过,春秋时期,今本《诗经》的规模便已具备。《左传》...     

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兼论古籍整理之规范

本文平议龙龔云、田博元、吕友仁三位先生分别整理出版的《礼记正义》,从凡例的制定、底本的选择、对校本的确定、标点、校勘和序跋的撰写、附录的收集等方面进行对比,认为吕友仁先生整理的《礼记正义》是最佳整理本。古籍整理是一项严肃认真、科学规范的学术研究工作,整理者必须是行业专家,按照选择一定的严格的工序,谨慎从事,才有可能完成高质量的整理工作。     

试说《诗·芣苡》

《诗·周南·芣苡》,三章,章四句:采采芣苡,薄言采(掇、袺)之。采采芣苡,薄言有(捋、襭)之。三章反复迭唱,只在二、三章的双句换了两个字。诗句很简单,训诂上也没有多少疑难和争议;但对于诗旨的理解却大有分歧。要而言之,略有五说:一、乐有子说《诗序》:“《芣苡》,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正义》引申其说。闻一多《诗经通义》认为“芣苡宜子之说,由来已旧,鲁韩毛说并同,学者未可泥于近代眼光而轻疑之也。”     

《文史通义》的著述宗旨

清代史家章学诚穷毕生精力所著的《文史通义》一书,是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当中的稀世之宝。关于该书的著述宗旨,学界专家曾多有涉及,有的论述较为详实,有的论述则语焉不详,看法亦常有分歧,即使是取名的涵意,各家理解也不一致。深入探讨这部伟大著作的著述宗旨,对研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关系密切。为此,我们较为细心地阅读了章氏现存的全部著作,归纳综合,体察学诚著《文史通义》一书的旨意,因撰成此文,恳请专家们斧正。我们认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文”的“通义”、“史”的“通义”和对“著作之林”的“校仇”,其著述宗旨是辨章文、史义例,校仇学术源流,关涉人心风俗。首先研究一下学诚将他的著述取名“文史通义”的命义所在。自然,在一般情况下,一     

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四(上)

锦上添花话外篇———录《宁波市志》　　古代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往往分内篇、外篇 ,如刘知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两部重要的史学评论就是如此。一般说来 ,内篇多为学者学术宗旨之所在 ,外篇则是余论性质 ,旨在补内篇论述之不足。黄宗羲曾经指出 ,每个学者治学都有自己的学术宗旨 ,而这些宗旨正是“其人之得力处 ,亦是学者们之入门处”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史德”、“文德”等重要论点都出自《文史通义》内篇。但是 ,作为地方志这种著作 ,设内外篇者却不多见。因此 ,接到《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先生寄赠的《宁波市志外编…     

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

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的卷首,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的论断,而在书中其他篇章又多次论述“六经皆史”、“六经皆器”、“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但“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而柴德赓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     

习史偶得(二则)

临文必敬论古必恕清人章学诚在唐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还特别增加了“史德”一条,这实在是大有深意的。章氏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章氏认为,史家仅有才、学、识还不足以成就优秀的史著,他指出：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史德》）章氏反对将才、学、识简单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他认为真正的“良史之才、学、识”还有深层的内涵──史德。他是把著书者的心术之正作为史识的前提看待的…     

陈奇猷先生讣告

著名古籍整理研究专家陈奇猷先生,因病于2006年10月3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先生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光华大学诚明文学院等院校教授,宁夏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约编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华文化研究所顾问等。著作《韩非子集释》《吕氏春秋集释》《韩非子新校注》《吕氏春秋新校注》等享誉学林,曾获第四届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二等奖。先生一生醉心学术,为我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学界的巨大损失。陈奇猷先生千古!     

小话“译诗”

近读思乐同志《小议<诗经>译注的几个问题》,他提出好多意见,颇引起我的兴趣.我对今译,总认为是一个较难搞好的课题,不敢轻试.读思乐此文,觉得对《诗经》旧注释应彻底研究一下其从违,然后下笔今译.思乐说孔子既能删诗,一定也能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改诗.我说,孔子不理解“封建”这个词,不过,他是想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伦理观念垂之于无穷的.改不改,现在还抓不到证据.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研究下过稍深的功夫,每多创见,其次据我所知尚有于思泊先生,于先生两部研诗的著作先后发布,他是精研古文字的专家,又继承高邮王氏训诂之学,研究《诗经》专在虚字下功夫.所以程俊英教授《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一文认为凡译诗的很少有人参考于著为缺陷,此说极是.我认为凡专精写一本书必须广见博闻.     

读《李长傅文集》

李长傅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南洋史地与华侨史研究专家,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他早期擅长于治华侨史、南洋史地,这方面的成果收于2001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选集》。后期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和一些历史地理古籍整理注释工作。特别是在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学方面建树更为卓著,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李长傅文集》最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作为“名家文存”出版了。全书共汇集先生41篇论文。分有4部分:“地理学概论”部分收有论文10篇,“中国区域地理研究”部分收有论文…     

《文史通义》叶注正误一则

《文史通义》叶注正误一则彭忠德章学诚之《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史理论的代表作,其文字虽非古奥,但因系专门学问,章氏又喜援哲学名词入史,故亦非易读。１９８５年５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叶瑛先生以二十年之力完成的《文史通义校注》。因系名家之史,名家之注,此书一出...     

阜阳汉简《诗经》的传本及抄写年代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简牍,阜阳汉简整理组从中整理出一百七十余条《诗经》残简,其中有今本《诗经》《国风》中的六十五首,《小雅》中《鹿鸣》、《伐木》等四首。由于简片破碎严重,所见各诗仅存残句,有的则仅存篇名。尽管如此,它也使我们窥到了迄今为止,《诗经》最古的本子的一些原貌。 阜阳汉简整理组的胡平生、韩自强两位同志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象《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阳汉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古代文献最初成书或抄写的年代虽然距今已很久远,但是由于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时代而不同地域的人在用字习惯上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我国古代又存在着避讳这一独有的历史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最初成书或抄写的时代印迹。根据这些印迹,我们就有可能判定一部古代文献成书或抄写的时代。阜阳汉简《诗经》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