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

从春捺钵的地点及其变化入手,论述了辽圣宗时期春捺钵地点的改变及其原因,春捺钵的内容以及辽朝后期的政治与春捺钵的关系诸问题。学界对于上述问题虽然有所涉猎,但是大多围绕四时捺钵等问题展开,而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并不多见。春捺钵之地是契丹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场所,契丹皇帝不但在冬夏捺钵之地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在春捺钵之地也同样处理军国大政。辽朝后期的长春州、鱼儿泊等春捺钵之地,与辽朝政治紧密相关,是辽朝后期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之一。     

辽帝春捺钵频次及其嬗变

春捺钵为辽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依其捺钵频次与地域大致可划分为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四个时期。以捺钵文化内涵观之,辽帝春捺钵有以传统游牧经济为核心逐渐演变为以辽朝政治为核心的特征。以捺钵地望观之,辽帝春捺钵地有辽初以四楼域为核心逐渐演变为以长春州域为核心的特征。傅乐焕将圣宗以后春捺钵地划分为“东北”“西南”两组并非准确,圣宗时春捺钵至少可分为东、西、南、北(中)四个区域,且北、东两个区域的春捺钵频次最高。春捺钵不仅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特性,更凸显了辽朝的政治特征。     

辽代春捺钵路线考论

春捺钵路线的考证是辽代捺钵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在考证辽朝历代皇帝春捺钵地点的基础上,描绘出他们的捺钵路线,并探讨总体路线的方向及变化规律。辽代皇帝的春捺钵路线最早在潢河、土河附近的契丹传统活动区域,后逐渐南移至南京地区,同时还向辽东移动。太平二年(1022)后,春捺钵路线转移至长春州四周水网密布地区,并最终固定于此。通过考证可知,春捺钵的路线变化主要受自然和政治两个因素的影响。     

辽代捺钵考

辽代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期,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后期,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与前期在同一地理范围,秋捺钵或与夏捺钵同地,或在平地松林及炭山,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应与过渡开发导致的契丹故地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     

六道沟铜矿冶遗址冶炼技术研究

本文对六道沟铜矿冶遗址进行了专项冶金考古调查,收集整理了一批铜矿开采及冶炼的遗物标本。通过对矿石与冶炼炉渣的检测分析,认为该遗址已经能够使用冰铜冶炼技术冶炼高含硫矿石,进而揭示出渤海国已经掌握了"硫化矿——冰铜——铜"炼铜工艺,对揭示东北亚地区古代冶铜技术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金代春水秋山玉赏析

春水、秋山玉名称的由来源于契丹、女真人的"四时捺钵"习俗。捺钵,是契丹语,意思是四时游猎、避暑消寒,暂时游幸的场所。辽、金、元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草原上,居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他们以游牧、狩猎、渔猎等生活方式为主,并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逐水草而居,于是,从辽代开始就形成了契丹贵族春、夏、秋、冬"四时捺钵"的习俗。女真人灭辽后,建立金朝,继承了契     

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

四时捺钵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太祖阿保机营建四楼,则构成辽初捺钵制度的核心内容。根据元朝朱思本《朔漠图》及陈桱《通鉴续编》,知"楼"实为建筑物,即汉语语义的楼台之属,与游猎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其规制相当简陋罢了,但肯定不是北族语中的某项名物。此外,亦有拓跋鲜卑"白楼"、"白台",奚王避暑亭台,及蒙元"秃思忽凉楼"、"西凉亭"、"东凉亭"等作为有力旁证。因此太祖营筑四楼说可以成立。四楼在辽太祖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楼为秋捺钵,南楼为冬捺钵,东楼为春捺钵,北楼为夏捺钵,可与蒙元时期诸可汗四大营地制度相比较,是北族王朝行国政治的鲜明体现。由此牵引出行国政治主题之下的国家政治中心问题,由于北族王朝各个政权的国家政治制度兼容游牧文化与农耕定居文化的多寡程度有很大不同,驻牧营地与都城之间的关系各有其历史特征。     

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机场清代遗址发掘简报

2004年6月~9月,通过对拉林机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灰坑、灰沟、灶、井、路等遗迹,出土了铜、铁、陶、瓷、玉器等遗物。遗物以陶瓷器为大宗,其中陶器均为泥质陶,以黑陶为主,包括有盆、钵、檐瓦、纺轮、陶球等;瓷器以青花瓷居多,器类有碗、盏、盘、碟、盅、器盖等。通过陶瓷器等遗物的形制和纹饰、"同治年制"款器底和清代铜钱可证明该遗址年代为清晚期。     

冶金技术与中华文明发展

<正>目前冶金考古仍是手工业考古的热点之一。冶金技术在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关于冶金技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研究,以及对矿冶遗址和金属文物的保护研究,始终得到学界的重视。矿冶遗址是研究古代金属技术最直接的实物证据。长期以来,各地对众多矿冶遗址进行了系统地调查和发掘,近年来,也屡有新发现,并开展了较多的主动调查和发掘工作,从而对出土冶铸遗物的整理、分析也愈加深入和广泛。对于金属文物,当前的     

东下冯遗址冶铸遗存研究

本研究对东下冯遗址出土的17件第三期冶金遗物进行了金相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其中1件附渣冰铜块的检测表明该遗址的铜有独立于锡、铅料的来源。熔铜渣及铜块的分析表明第三期时已经使用锡青铜,同时还有铅青铜、铅锡青铜、砷铜等合金种类的应用。青铜合金通过向红铜中添加锡、铅物料(可能含砷)得到,与二里头等遗址类似。     

裴家堡遗址发掘报告

2005年6月～8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沿海高速公路沿线的裴家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这处辽金时期遗址揭露了较丰富的遗迹,出土了一批遗物,为研究辽金时期冀东地区的社会状况、经济、文化等提供了资料。     

河北阳原旧城遗址考

阳原县旧城遗址是张家口境内保存较好的一座古城址,城内遗物以辽金元时期的陶片、瓷片和建筑构件为主。经考证,旧城遗址为辽金元时期顺圣县治所在地,明初因战乱荒废,迁建新城,即今阳原东城镇,同时旧城遗址并非像有些史籍所记述的是唐代的安塞军故地。     

试论水北遗址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

水北遗址位于陕西省彬县炭店乡水北村(图一),面积为12万平方米。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该遗址进行调查,发现有钵、盆、罐、尖底瓶、缸、瓮等遗物[1][2]。200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水北遗址进行了发     

莱阳前河前墓地及有铭陶岙试论

1974年冬,山东省莱阳县中荆乡前河前村群众在取土时发现8件铜器,其中一壶一觑带有铭文。为了弄清这批遗物的出土情况及遗址面貌,1975年春山东省博物馆与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     

试论莱阳前河前墓地及有铭陶盉

1974年冬,莱阳县中荆乡前河前村群众在取土时发现8件铜器,其中一壶一甗带有铭文。为了弄清这批遗物的出土情况及遗址面貌,1975年春山东省博物馆与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清理了部分灰坑、车马坑及5座墓葬。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1981年春,前河前村民盖新平在耕作中又发现1件陶盉,盉     

吉林省集安市临江墓东侧青铜时代房址考古发掘报告

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对临江墓的清理过程中,在墓葬东侧,墓葬与祭台之间找寻墓域铺石的探沟内发现一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内出土各类磨制石器、夹粗砂陶纺轮、陶钵等遗物58件,年代为青铜时期,其中石制品数量、种类较多,并具有一定特色。部分遗物的形制特点与同为鸭绿江流域的通化万发拨子遗址二、三期文化遗存的同类器物相似,部分遗物与朝鲜半岛青铜时代一些遗址内的出土遗物形制特点具有可比性,此次发掘为鸭绿江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     

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

捺钵是辽金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向为中外历史学者所关注。自 2 0世纪初叶起 ,日本东洋史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等首先开始了有关辽代捺钵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以考史、补史为主 ,取得了不少成绩 ,中国学者也受到影响和启发。 2 0世纪 4 0年代 ,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傅乐焕、姚从吾等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探讨 ,而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辽代捺钵制度 ,其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尤其是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堪称经典。 2 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捺钵研究又取得一定进展 ,论文数量大幅增加。总的来看 ,…     

张掖西城驿冶金遗址调查报告

西城驿遗址地处河西走廊中部,调查初步确定该遗址是一处与早期铜冶金相关的聚落遗址,年代大致在2000BC-3600BC之间。调查采集到大量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过渡类型"时期的陶器、石器及矿石、炉渣、铜颗粒等遗物,对于开展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过渡类型"之间的关系及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铜冶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涿州交渠辽金遗址发掘简报

2008年11～12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涿州交渠辽金遗址进行了抢救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遗迹、遗物,为研究辽金时期保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山东诸城市六吉庄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200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诸城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房址和灰坑等遗迹,采集或征集到陶釜、盆、钵,石斧、磨盘、磨棒等遗物。陶器绝大部分为夹砂红褐陶,不见泥质陶。该遗址的发现,有助于鲁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完善和后李文化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