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

进入2l世纪以来,科举学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自2005年9月2日科举制废除百年之际,在厦门大学举行首届科举学与科举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在大陆或台湾地区,每年都举行一次科举学与科举制学术研讨会。历届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人员,一方面是跨国学者多,如日、韩、越、美、德、英等国学者;另一方面是跨学科学者多,历史、教育、文学、哲学、图书、出版、文物考古等多种学科学的。     

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29日,第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在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85位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社会史、科举与教育、科举制的历史评价等诸多科举学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科举文物与科举学。科举文物是科举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科举博物馆展出的主要基础。刘海峰指出,科举文物主要存在三种形态,具有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保护难,题材好、价值高等特点。从科举文物的角度,可以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和系统性。张亚群《论科举文化形态》认为,科举文化是…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文史知识——明朝的科举制度

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时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纪念科举制创立1410年和停废110周年,反思其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与影响,促进科举学进一步发展,2015年11月23—25日,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协办的"第十二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     

“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0月13—15日,由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韩国的代表80余位代表出席会议,主要围绕科举制和科举学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并提交了60余篇论文,现概述如下。     

话说科举贡院

科举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科举制保存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教育价值的遗迹遗物,是科举教育文化遗产。贡院作为古代科举的考场,是科举文化遗产的宝库,凝聚着许多人的智慧结晶,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历史和人文血脉。     

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日本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论讲座主办、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化学讲座等协办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8月27日至28日在札幌北海道大学百年纪念馆隆重举行。会议收到论文31篇,集中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学者34人,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多层面的深入探讨,体现科举学研究的跨学科、国际化、影响广等特点。现将会议论文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究讨会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员大会,三月底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日本、韩国等海内外115名专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清初摄政、辅政体制与皇权政治

清初经历了叔王摄政、异姓大臣辅政的两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入关前,太祖、太宗未定立储制度。皇太极过世,各派势力窥视皇权,戏剧性地达成拥立幼主福临,叔王摄政的体制。摄政王权势过重,威胁皇权,借机治罪多尔衮。康熙冲龄即位,借鉴前制陋规,形成以孝庄文皇后为核心的异姓大臣辅政统系,辅政失控,导致权臣鳌拜专权,再次危及皇权,而智捉鳌拜。摄政王、辅政大臣的争斗,反映了满洲八旗内旗籍矛盾的尖锐。摄政、辅政与皇权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清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着清初政治的价值取向。     

土木堡死难之臣申祐缺祀考

“土木之变”是明王朝一件很不光彩甚为屈辱的事件,不仅文武大臣死难惨重,20万大军全军覆没,而且连最高统治者英宗皇帝也被俘。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祜也死于此难,景泰元年朝廷本已有敕赠,然英宗重登帝位后,却独不见褒恤申祜,后世颇多不平。考察历史,始知申祜缺祀,当为英宗耻于申祐代驾死难矣。     

北魏异姓贵族婚姻论略

北魏时期,异姓贵族主要指拓跋同宗九姓和勋臣八姓。在通婚关系上,拓跋和同宗九姓因有血缘关系,"百世不通婚";同宗九姓的通婚对象主要是少数族权贵和汉族大族。勋臣八姓成为宗室的主要通婚对象,但勋臣诸姓与宗室通婚也有亲疏之别。总的来看,与宗室通婚较频繁的勋姓,如穆氏、陆氏、于氏、尉氏等。而贺氏和刘氏等,由于其所出的贺兰部和独孤部曾有过与拓跋部争权的历史,故北魏建国后宗室与他们的联姻并不多见。除宗室外,异姓贵族通婚的对象以少数族居多,但汉族也不少。这说明,随着北魏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民族间的通婚范围更加广泛。     

“弃物”的另一面：明代宗室忧国述论

从忧国的维度对明代宗室进行考察,“藩禁”下的宗室沉沦者确实很多,“弃物论”有一定的根据。但“弃物”并非宗室全部,“藩禁”的绳索尚未完全窒息其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不少宗室在朝廷经费匮乏时,捐金捐物,解国家之困;在朝政混乱、国家治理出现严重弊端时,犯颜进谏,或冷静分析,提出治理方案,勇气和才干不输朝中大臣,甚或过之。“弃物”仅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一种,忧国是明代宗室多元面相中的另一种面相。     

Political Time in a Westminster Democracy: The Canadian Case

Stephen Skowronek’s idea of political time is tested by applying it to Canada. Skowronek identified a recurring cycle in US presidential politics, in which a coalition was forged around a distinctive set of ideas, dominated the political scene, and then crumbled, making way for a new coalition; a president’s ability to act as an agent of change depended on his place in this cycle.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time offers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Westminster democracies, but Skowronek’s typology cannot be transplanted from the US to the Canadian context. A political orthodoxy cannot be easily identified in Canada, and prime ministers cannot be clearly labeled as affiliated with or opposed to the ideas of a given era. Some seem determined to play a corrective role, accepting much of the orthodoxy but reconstructing some elements of it. This problem of classification is amplified by the very short term of some prime ministers, by the very long term of others, and by a multiparty system, which has meant that Canadians often end up with prime ministers who are out of synch with the dominant ideas of their age. When applying Skowronek’s ideas to Canada, they emerge as overly structural and not sensitive enough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leaders can fail to perform according to type.     

闽台财政改革与各方权力纠葛--雍正朝台湾县知县周钟蠧案解析

雍正三年,台湾县知县周钟蠧被控贪污,由于牵涉到闽台财政改革的大背景,此案引起了雍正皇帝的高度关注,并演变为震动闽台官场的一桩大案,涉案人等都被卷入了皇权与地方官员博弈的大漩涡。案件的审理过程,伴随着闽台财政改革的全过程,从清查仓谷亏空,到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化的最终完成。透过考察周钟蠧案,闽台地区财政改革的过程得以完整呈现。在皇权的强势施压下,闽省官员提出的耗羡归公方案显得仓促而草率。     

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

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这十年中,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采取了废科举、兴学堂、发展交通、改进司法制度等改革措施;还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相继设立了谘议局;1908年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然而,清政府打着开办新政的旗号,增捐加税,横征暴敛,对民众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将专注于工商业的国内立宪派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辛亥革命前夕,清朝统治集团对外一味屈从,其政治腐败已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最终为民众所共弃,它的覆灭是必然的,谁也挽救不了。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的说法,终究是“纸上文章”,“不当不实”。     

清代科布多官学考

乾隆三十二年,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地设立官学,要求蒙古王公按季入班学习,后改为一年六班,每年选取二十余人,学习内容为满蒙文翻译、法令、办事程式和礼仪等。该官学不在清朝学校系统内,不分等级,不考核,不参加科举,无专门教习和统一教材。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官学脱胎于蒙古王公在衙门的值班制度,是值班制度的副产品。清朝在科布多设立官学的目的是让各部王公入班帮助参赞大臣处理事务,顺便学习满蒙文翻译和起草文件,以更好地协助参赞大臣,进一步在中央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至清末,因清政府财力吃紧,再加上官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被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