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政体理论的历史地位

孟德斯鸠是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创始人。他的政体理论对于法国的政治文明,欧美、亚洲的政治发展,乃至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的政体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该理论的局限性。     

西方政治学的前史: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学如何兴起,这对希腊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而言,都是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学界虽然对希腊政治理论讨论充分,但对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如何兴起这一特定问题,似乎少有探讨。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他的结论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和伦理学开创了西方政治学。然而,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对于政体问题的讨论表明,从公元前470年代开始,希腊知识群体广泛关注和参与政体讨论,提出了不同政体之优劣和最好政体的问题。公元前4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延续了关于政体的讨论,同时又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将政治伦理纳入思考范围,由此开创了西方政治学。以此看来,政体和政治伦理是西方政治学的两个核心问题。     

观点

我的地盘我做主 甚少完整听过他的原创歌曲,但断断续续看过他的一些MTV和演过的电影。调侃过他以脊椎炎为由“逃避”兵役,似看过本期封面文章之后,才知道他真的有这样的疾患,也才知道他在他的专业领域里是多么的敬业和专注。     

试析法国1958年宪法与第五共和国政体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许多政治家认为,1958年宪法是根据戴高乐的主张为他个人制订的,新的政体只有依仗他的个人声望、地位和权威,才能顺利运转,他一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新政体就将寿终正寝。然而,戴高乐于1969年辞职,翌年去世,第五共和国并未随他而去。不但如此,在法国历史上的十余部宪法中,1958年宪法迄今已以其寿命之长,名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和西方政体

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293页）这不仅是因为郡县制（或“秦家店”、“秦政制”、“秦政”）的国家政体与西方不同,而且地方政体也与西方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关注郡县制的地方政体,与近现代形成日、美、英、法诸国地方政体作点粗略比较,看看有哪些不同,哪此相同。     

西周分封制度是国家政体说

关于西周的国家政体,以往一些论著多限于中央政权机构的探讨。实际上,西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才是它的国家政体。这一政体的首要内容,是在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中实行君主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在各级政权的关系上实行等级隶属;而本质特征,则是地方政权在上级政权的隶属下实行有限的地方自治。     

略论法国大革命后期政体的演变及其原因

略论法国大革命后期政体的演变及其原因冯泉一个时代政体变化经常与国体的变化相联系,法国大革命后期政体形式从议会寡头——革命政府制转向督政府的权力分立制又转向执政府的独裁制是与阶级力量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的分布和对比分不开的。阶级力量在政治机构中的变化、阶...     

西方民主的起点模式——1688年英国分权政体剖视

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部门彼此分立、相互制衡;三种国家机构相辅相成,谐调运行,这是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一般政体模式。资产阶级为寻觅适合本阶级需要的统治形式,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史跋涉。先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首先确立了国会立法权支配君主执行权的“两权分立”政体。这是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型,也是西方民主的滥觞。本文试对这个政体加以解剖,旨在探索分权政体的一般性历史成因、结构功能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     

谭盾 让全世界参与我的创作

西方真的需要花10年才可以搞懂谭盾——为什么他可以让中国人自豪,让外国人着迷,让年轻人回归传统,让老年人依然留在那里谭盾又搞怪了,这一次,又震动了西方。2007年1月13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他最新的歌剧《秦始皇》。120多年以来,这是这所全球著名的歌剧院第一次上演中国题材的原创歌剧。由多明戈主演、     

戴高乐与第五共和国政体

法国的1958年宪法是在戴高乐的直接领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制定的。这部宪法的颁行标志着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诞生。32年来,这部宪法和据之确立的第五共和国政体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考验。 第一次考验发生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期间。众所周知,阿尔及利亚危机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舍我其谁”的政治局面,使他得以在1958年东山再起。制订了新宪法,创建了第五共和国后,他首先要处理的当然就是阿尔及利亚问题。重掌政权之初,戴高乐对此并无成熟的想法,只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索,他才确定了承认阿尔及     

黑格尔的国家观探微

黑格尔的国家观是西方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对官僚机构的认识入手,阐述了国家的起源与本质、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国家政体和国家权力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寻觅卢梭

正卢梭,这个出生在日内瓦的钟表匠的儿子,一生萍踪浪迹,在日内瓦进进出出,那里有他的发轫,情爱,论敌,有他皈依的教派,也有他的辉煌和孤独。卢梭最后客死法国,在他故乡的日内瓦湖边,一尊目光忧郁的铜像也许就是他留在故乡的最后身影。     

政体的继承性探究——以“戴高乐政体”的形成为例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通过对法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深入分析,认为＂半总统制＂政体的产生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是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文章进一步强调,国家政体的设立与运行具有历史继承性,不仅要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与政治经济环境,还要借鉴该国的政治历史与思想历史,以及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需求。     

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

本文重点探讨波里比阿的混合政体及其与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实际的关系。首先讨论了波里比阿有关单纯政体产生、堕落和循环的理论,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他关于罗马共和政体乃混合政体、混合政体相对稳定的观念以及混合性质在罗马政体中的具体表现,并对波里比阿的理论与罗马共和国政治实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波里比阿理想化的论述与共和国的实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本文指出,波里比阿已经意识到混合政体像单纯政体一样,注定会走向衰落,尽管速度相对缓慢。他有关斯奇庇奥美德的描述,正反衬了波里比阿时代罗马道德的普遍堕落。     

孤儿与银毛狐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傈僳族山寨。那里山青水秀,泥土黑黝黝的,五谷瓜果样样都有。那里的人们和睦相处,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邻村有个叫木嘎扒的山官,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对这个山寨早已唾涎三尺,只是害怕山民们,才不敢轻易下手。有一天,木嘎扒独个在喝闷酒解愁。这时,他那东赂西赌、无恶不作的干儿子来拜访他。看到他心情不好,就问:“干爹,什么事这么愁眉苦脸?”木嘎扒就     

“民国民照心镜”——论马相伯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兼析其政治思想

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时代的中心议题,作为晚清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元勋马相伯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自由立国。他提出的人道自由主义的立国理念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其内涵不仅体现了儒家以仁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包含了制度建国的宪政主义理念。马相伯认为民初政局致乱之源主要在于政体设计原理的谬误,以及国人对于国体政体概念的误解。他以法国现代宪法学的创始人艾斯曼的宪法学理论为基础,综合考量中国的历史传统、国情、政党的发育等因素,明确提出民国政体应该采行总统制,建立强固政府的主张;同时,他又提出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作为挽救共和的方略。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马相伯极力维护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从中可以管窥中国近代早期具有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家立国的良苦用心,以及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     

苦泥蒿甜泥蒿

故乡是父亲的出生地,是武汉近邻的一个乡村,那里有缓缓的丘陵,弯弯的湖泊,错落的田垄。我不出生在那里,但在那里有一段铭记于心的童年生活,所以从很多理由上我将那里称之为故乡。在故乡的童年,很多次夜里,让尿胀醒,于是惺忪着双眼推门出去,面对朗朗明月,水花飞溅,那是多么酣畅淋漓的感觉啊。     

解构潘石屹主义

妥协、投机和谨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已然成为他最醒目的方法论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对于北京地盘上一些有小资情调的人而言,潘石屹的建外SOHO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有一些味道一般但是环境简洁的餐馆,几年前,我在那里曾经吃过米粉,是正宗的桂林米粉。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潘石屹坐在那里,一个人,一边哧溜溜吃,一边翻着杂志。     

康熙帝与外籍教师团

康熙皇帝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出类拔萃。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稳健卓识。这与他自幼勤学不辍密不可分。康熙除了具有雄厚中国传统化知识外，对“西学”也很有掌握和了解，诸如天、数学、地理、几何等都有一定成就，这是因为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称之为“外籍教师团”的西方传教士当他的教师。这些传教士想得到康熙对传教的支持，因而殷勤地向康熙传授“西学”，康熙从他们那里学习接受了西方科技化，对他勤政治国，了解西方起到了一定作用。     

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

章士钊是近世文章家中的“逻辑派”。因其在西方受过系统的逻辑学训练,衡政论文,悉用逻辑,一些在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司空见惯的政制思想表达,在他那里常常见着基于逻辑的修正。他提出的有关国会“院制”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通立法行政之邮”及政治宽容的制度规范等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以及所界定的诸如“共和”、“内阁”、“政党”及“革命党”等政治概念,对辛亥前后亟于建设现代国家却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国人,作了良好的思想启蒙。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而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又接踵而至,加上政治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章氏归国后的政治建白,大多不为当道采纳。章氏抱负虽高,最终也只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