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宋初佛社与寺院的关系

隋唐五代宋初,私社盛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的兴盛时期。研究二者的关系,不论对了解私社的历史,还是对佛教史,都有重要意义。隋唐五代宋初的私社,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从事佛教活动,一类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活动,有些社则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本文拟对主要从事佛教活动的社与寺院的关系略作探讨。佛教结社由出家的和在家的佛教信徒组成,这种宗教团体始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它起初并不以社为名,通常称为邑、邑义、邑会、法义等。入唐以后,“社”、“邑”已无严格区分,一些从事佛教活动的邑义也常以社为名,也有一些仍称为邑、邑义、邑会。为了便于叙述,我们把这些名异实同的宗教团体统称为佛社。     

雾邑山的唐代石桥

成都市大邑县斜源乡雾邑山明代古寺白云庵之下约一华里的小石桥（当地人称）,横跨于从白云庵等山壑处流下而交汇的一条溪流上。据县文管所文物调查推断,当属于唐代石桥。     

博爱武德于府君义桥石像碑研究

位于博爱县金城乡武阁寨村的武德于府君义桥石像碑,立于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是一通集佛教造像与记载武德郡僧俗修建义桥的功德碑。该碑不仅记录了古怀州的历史、文化、山川、河流与交通,还反映了当时佛教邑义组织修建义桥的善举。本文拟从武德郡的历史地理、民间信仰、邑义组织的修桥义举、造像形制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侧面反映东魏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以及佛教艺术中国化进程,以补东魏佛教造像史之阙。     

北宋定州军人的佛事活动以开元寺塔内石刻文献为中心的探讨

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内石刻保留了大量北宋定州区域的佛教社邑组织的信息,参加的有军人及其家属,本文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北宋定州区域各番号驻军参加佛事活动进行了分析统计,认为定州军人,尤其是中下层军人,是参加佛教社邑组织及日常佛事活动的重要成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因为当时佛教兴盛、受军人家属的影响及基层军人的生活困苦。     

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

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表现为信众对寺院大量布施,各种佛教邑社纷纷建立,佛教的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思想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世俗社会的命名习俗、丧葬习俗也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     

水目山的镜子

水目山巍然耸立于大理祥云县城东南约25公里处,是云南开创最早的佛教圣地之一,因泉涌清莹而得名。它左连云邑象山,右傍天华山,四周群峰叠翠,连绵百里,云蒸霞蔚,流泉争喧,殿宇楼阁掩映于葱茂的林木之中,宛然如长幅画卷。虔诚地踏进地宫的石阶,     

辽代涿州地区的佛教邑会活动——永乐村石塔考略

涿州永乐村旧有辽代石塔一座,其保存至今的塔身铭文记述了一村之内的几个佛教邑社30多年相继不辍的佛事活动,生动反映了辽代民间佛教邑社组织崇佛的情形。当时位于燕京南部的涿州是中国北方佛教活动的中心,其佛寺之众多,佛事活动之频繁,均盛于辽南京析津府所隶之其它州县。     

北朝邑义考略——以陕西地区石刻造像为中心

本文以陕西地区的95件石刻造像为中心,综合考察了北朝的佛教邑义、道教邑义及佛道混合邑义;考证分析了邑义名称、宗教属性、造像题材与流行时限等问题。本文尝试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与间接文献中寻得的蛛丝马迹,为史料相较匮乏的早期地方宗教研究提供一个超越文字记载的视角,庶几可补史籍、经典之阙。     

招贤山诗话

增城市的招贤山,位于今荔城镇外17公里,主峰海拔78米,周围有五座120米-180米的山为主山的屏幛,形成若干个山洞,名叫招贤山洞。招贤山的前身叫石子窿,是一座从平坦的土地上隆起的石头山。据清代《增城县志》卷二“山篇”云：“招贤山,邑治北四十里,在崇贤都上多块石,昔日有贤人隐此,或云：即孙蒉、王佐,与邑人张度元季时遁迹处,故山与都,皆以贤名。邑人张渐逵著《招贤山》诗云：     

大邑雾中山

雾中山,又名雾山。明代状元杨慎（升庵）所言“山恒孕雾,故受斯名”。进入大邑县城晋原镇,沿雾山寺庙所设都纲院、僧会寺、接待堂等遗址西行20多公里,在两河口（雾山乡政府所在地）入山,雾山河与虾口河迤逦而来相会于兹。溯雾山河而行,但见两岸峰峦耸峙,叠岫嶙峋;映目皆绿,翠色逼人。     

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

河北省涉县中皇山,亦称唐王山,在县城西北15公里清漳河左岸的索堡镇。摩崖刻经镌刻在山腰娲皇宫(俗称奶奶顶、西顶)建筑背后的山崖上(图一)。这里属太行山八陉之第四陉滏口陉的腹地,自古就是秦晋与齐鲁间的交通要道。北齐时,这里是邺都与晋阳两都之间的必经之地。北齐佛教空前发展,境内最盛时佛寺达4万所,僧尼200万人,仅邺都就有佛寺4千所,僧尼8万人。这些佛寺除集中在邺、晋阳两都及大城邑外,在两都之间的滏口陉道路两侧也     

从文物资料看北宋前期定州的佛教邑社

北宋前期,佛教邑社遍布定州城乡、军队,出土于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地宫的文物铭刻、题记等资料,以及现存开元寺塔内的建塔时期的碑刻文字,含有大量相关信息。对这些文物资料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当时定州的佛邑种类、规模、领导设置、人员身份以及与寺院的关系等。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鲁迅与绍兴县馆

1912年4月的中国,光明被逐渐笼罩在阴云暗雾中。4月1日,只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辞去职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政府议决迁都北京。正当而立之年的鲁迅,怀着对文化古都的仰慕和对革命前景充满忧虑的复杂心情,于5月5日随教育部同事一同到达北京。这一天《鲁迅日记》记载：“约七时抵北京”,当夜暂住骡马市大街的长发客栈,第二天,即6日“上午移人山会邑馆。”     

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初探

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辟支塔上镶嵌的十方功德碑是研究北宋前期山东地区佛教结社的重要史料。北宋前期山东佛教社邑首领的名称比较复杂,虽有一定的层次关系,但不像国家官制的等级层次那样分明。其成员分布很广,多为乡村普通民众,也包含少量市户,比较常见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它们多以地缘关系结成,比较多的是以村落为单位,一般是一村一社,也有的是一村多社;另有以乡村行政组织"管"或"乡"等为单位结成的社邑,表明北宋前期山东民众对乡村行政组织和国家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在名称和首领的称呼上与唐代以来佛教结社的发展趋势一致,但在僧人的参与和结社的内涵或相关活动方面却有自己的特点。     

终南山 佛教分宗的“因果”

佛教四大名山闻名遐迩,鲜为人知的是中国还有一座山——终南山,堪称佛教诸宗的祖山,大乘佛教九宗中有六宗祖庭集于此处。佛教进入中国初期,并没有宗派之分,而当佛教走人山川形胜的终南秘境,仰对峰峦、俯拾河溪,却体会出更多佛法的真味。山寺与山僧的修炼历程,即是终南山梵音响起的秘密。     

正定南城门修缮工程施工中发现石造像残座

2017年3月,正定南城门修缮工程在瓮城外西南侧施工时,于地下两米深处发现一件石造像残座。此座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原座上佛像毁弃后,又将座之顶面重新雕刻为一佛龛。座之原始雕饰现仅存侧面四神王像和民间佛教团体"义邑"中都维那、维那、邑子题名。根据四神王及佛龛中残存菩萨像的造型特点,文章初步分析认为,此座原系北朝石造像底座,宋朝对其进行了再利用。     

雾乱黄山

雾是黄山的影子。游人甲说。 雾是黄山的衣服。游人乙说。 雾是黄山的恋人。游人丙说。 叫我说都对。影子须臾离不开,衣服时刻穿在身,恋人朝夕相处。黄山72峰,峰峰有雾。一年365天,天天有雾。一天24小时,时时有雾。雾恋山,山恋雾,雾与山难分离。我更喜欢雾是恋人的说法,雾成了有灵魂的生命,有生命的景观,山和雾     

天梯山石窟与蒙逊灭佛

天梯山石窟系北凉王沮渠蒙逊首创,其开凿原因除蒙逊家族信奉佛教、推崇佛教的文化传承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佛教东传以后,佛教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与统治手段。在北凉王兴佛敬佛的过程中,一度产生过灭佛毁庙事件,其中原因与蒙逊本人不无关系。     

方子翼将军回忆三过雪山草地

红四方面军在二过草地后,进行了绥丹崇懋战役。张国焘为继续贯彻其所谓“南下”方针,于1935年10月20日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准备夺取川西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