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与吏治

康乾盛世与吏治阎立新在我国的封建历史上,曾有过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每一个繁荣局面的出现,无一例外,都是封建统治者顺乎历史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采取适应且推动社会前进的策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历时近一...     

清代章学诚方志学思想浅析--兼评"康乾盛世"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我国学术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方志学,更是蓬勃发展,这与康乾盛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及良好的治学环境分不开.章学诚就是这样一位身处盛世的学者,他为我国方志的纂修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自己独有的方志思想,为我国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那种紧紧抓住文字狱不放,一叶障目,否认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清代章学诚方志思想浅析——兼评“康乾盛世”

清代康乾盛世时期,我国学术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方志学,更是蓬勃发展,这与康乾盛世提供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及良好的治学环境分不开。章学诚就是这样一位身处盛世的学者,他为我国方志的纂修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形成自己独有的方志思想,为我国方志事业作出了贡献,至今仍有借鉴意义。那种紧紧抓住文字狱不放,一叶障目,否认康乾盛世文化繁荣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演进的主旋律。历代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基础,千方百计地于边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移风易俗,以达天下儒家文化认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天下一统,然入主中原的历朝统治者又常以正统自居,鄙视边疆民族、区隔华夷,导致历代王朝所施行的边疆民族文教举措常常受到局限而未能达到统治者所预期的理想效果。"大一统"、"华夷之辨"与"羁縻而治"的华夷观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交织运行,致使历代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呈现出一体性、稳定性、多元性与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浅谈中国儒家文化“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治国理念,其思想根源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其具有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中国和谐思想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承继与弘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中的儒家因素

法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最早体现于管仲的相关论述中,经由李悝、吴起、申不害、韩非子、李斯等人而得以发展壮大。法家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是"以法治国",即强调通过制定法律而实现对社会的管理,这些思想具有相当的实践性。法家思想脱胎于儒家思想,李悝、吴起、韩非子等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形成其思想体系时都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从而使法家思想中内含有丰富的儒家因素。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

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王健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     

木雕花板艺术中折射出的儒家“孝文化”思想

<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各代帝王无不充分运用儒家思想的文化道德标准为他们的统治阶级服务。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历代士人追捧,奉为金科玉律。这实际上讲的是人生哲学,讲的是人生的价值观。从自身修养做起,从家庭的和谐做起,而后才能为社会服务,进而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而要让家庭和睦友爱,儒家认为必须要突出一个"孝"字,"孝文化"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孝"字,古作:。上面为     

明代女画家与春宫画诌议

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在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女性始终处于男性的附属地位。封建统治者一直宣扬着“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儒家教义,作为维系其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所谓“三从”,是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纲”是指“君为巨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从生到死,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格,思想言行受到束缚禁     

张载治世思想研究

宋初行集权之治,以致政局积弊横生,社会危机四伏。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纷纷思考救国之路,尤以托古改制之风为盛。张载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本文以张载有关"封建"的论述为中心,具体考察其治世思想。张载借古之封建为蓝本,以宗法为保障,推行井田,希冀成就大同世界。但张载之治世思想,与统治者治国理念背道而驰,与当朝现实存在历史差距,故而障碍重重,终流于言说。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