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

洋务运动时期八旗兵的整顿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晚清经制兵近代化的开始,北京神机营等新军种的组建是中国军队从旧式陆军到新军转型的一个典型代表。部分驻防旗兵的整顿与东北旗兵的练兵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洋枪队的建立,新式枪炮的使用和部分西式操练的学习等,这些军事改造是中国近代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这时期清政府对于八旗兵的整顿,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西方新式武器的引进和采用,说明清初所确定且始终坚持的"国语骑射"不可更改的政策是错误的,因为坚持军事制度改革和军事武器的不断更新换代是历史发展的长期趋势,是中国走向强国梦想的必经之路。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清末黑龙江八旗之变迁

黑龙江八旗兵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迄至晚清却雄风尽丧，既而八旗制度作为落伍于时代体制危机四伏，虽经改革，终难挽颓势。清末黑龙江八旗制度的衰亡不仅对旗民产生重大影响，也使边局为之改观。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加探讨，求正于方家。一后金崛起，次第征服黑龙江流域、兴安岭地区的索伦诸部，为补充兵源，将索伦兵丁编入八旗。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清设黑龙江将军，其管辖地区脱离宁古塔将军单独没治。乾隆末年驻防兵力：齐齐哈尔副都统１人，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共９６人，旗兵２４７５人；火器营参领１人；水师营总管１人，领催…     

清代杭州满城研究

1644年满族人关后,在统一中国南下作战的过程中．于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派驻其精锐部队——八旗兵．从而形成了八旗驻防制度。处于江防要地的杭州,是清朝最先派驻八旗驻防的三个城市之一。本介绍了杭州满城在设立、营制、变迁、军事编制、行政管理及满汉交往等方面的一些情况。     

清代对八旗营房中旗人的束缚

八旗兵是清代统治的基础,宫庭对京师八旗的管理尤其严格,制定了种种制度约束八旗兵丁的行动,使八旗兵成为维护封建皇权统治的忠实奴仆。为了保持八旗制度的军事职能,八旗兵丁常年被圈在营房之内,行动很不自由。据章润普所著《满洲谈往》一书中所述,八旗营房制度有十条:(1)旗人不准私自远出,(2)不准经营商业、与民人争利;(3)不准与民人交产;(4)不准与民人通婚姻;(5)读书者不得染名士习气;(6)     

绿营兵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入关之初,清即以明降兵等组建绿营兵,形成二大经制兵之一。在道光以前,绿营兵额保持在60万人左右,三倍于八旗兵,不但在清朝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因其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对清政府加强地方和边疆的控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客观上看,绿营兵还对边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清代“塔里雅沁回子”东迁呼伦贝尔开垦种田始末

乾隆年间,为了解决呼伦贝尔驻防官兵生计贫困的问题,清廷曾挑选部分“塔里雅沁回子”东迁到呼伦贝尔地方开垦种田,并向索伦、巴尔虎等官兵教习灌溉耕作技术。清政府在呼伦贝尔开垦种田的尝试,虽然仓促收场,但是这一次尝试,对农业灌溉技术在呼伦贝尔地区的传播,仍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本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军机处满档案,对“塔里雅沁回子”迁至呼伦贝尔地方开垦种田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了探讨。     

民国《呼伦贝尔志略》的史料价值

民国《呼伦贝尔志略》,程廷恒修,张家皤纂。该志略成书较早、取材丰富、详今略古、内容充实。《呼伦贝尔志略》全面记载了呼伦贝尔地方历史沿革、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情况,着重记述了边务、民族、外交等,较好地体现了呼伦贝尔地处边疆、民族众多、中外交往频繁的特点,史料价值甚高。     

日本的近代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1888年市制町村制和1890年府县制郡制发布后,标志着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也不久即开始起步,并在战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战后,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从新的历史观念出发,继续从历史学、财政学、法学等多个角度对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进行研究。本文即拟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性的概述。     

高丽王朝身份制度对其政治制度形成之制约——兼与唐、宋比较

受慕华思想影响,朝鲜高丽王朝初期效法、模仿了中国唐、宋的政治制度,然其实际效果多为形式上似于唐、宋之制,本质上则保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原因在于高丽王朝施行的身份制度对其效法唐、宋政治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在中央制度中的贵族政治特征、地方制度的"其人制"、选官制度的科举制和荫叙制、中央军制的军班制等方面。     

日本古代采女的产生及其原因考察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产生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废止时间考

南京政府于 2 0世纪 30年代所创设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民国地方政制史上行政层级介于省制之下、县制之上的重要制度变革 ,也是中国地方政制史上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 ,它上承历史上郡、府、州、道制 ,下启当代中国之专员区制度。对于这样重要的一项地方制度变革的探讨 ,与南京政府推行的新县制研究相比 ,显得相当冷落 ①。迄今 ,尚有许多重要问题缺乏研究。例如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是何时被废止的 ?其废止原因是什么 ?等等。在此 ,笔者仅就专员制何时废止这一问题作一考析。自 30年代初逐步推行的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何时废…     

清代八旗养育兵制探析

养育兵制,是以月给一定钱粮米石为形式,特为养赡无产业孤独旗人而设,带有基层救助性质的清代旗人恩养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设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逐渐为历史裁汰,期间虽出现过冒顶、冒领等现象,但其在缓和八旗生计问题、补充八旗兵制、增强满族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明清地方道制研究述评

正明代为加强省与府之间的联系及对地方府州县事务的监管,派遣布政使司参政、参议和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省级机构佐贰官员分区域巡察地方,后演化为明代分守、分巡等各类地方道制,并在清代得以延续。区别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中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道,上述地方道制是设置于直隶及省级区域内的行政与监察机构,是明清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自1940年孙祖绳发表《明代省道制》(《政治建设》第3卷第2期,1940年)对明代地方道制的历史、演变及职能进行考察以来     

沙俄与呼伦贝尔“独立”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五日,呼伦贝尔胜福叛乱集团,在沙俄的策划下,进入海拉尔,宣布“独立”。所谓呼伦贝尔“独立”,是沙俄侵华政策的产物。一沙俄侵略呼伦贝尔由来已久呼伦贝尔,以呼伦、贝尔两湖而得名。其地理位置,东据兴安岭,西以额尔古纳河与俄领后贝加尔州相对,北连黑龙江,南以兴安岭的索岳尔济山为界与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的分地区相接壤,西南与外蒙古的车臣汗部交界。清初,呼伦贝尔设副都统,管理呼伦贝尔地方。副都统府的所在地在海拉尔。索伦、巴尔虎、额鲁特等处设有总管、鄂伦春部落则设托河路协领,皆隶属于副都统管辖。一九○八年,呼伦贝尔副都统改为呼伦道,下设一府     

近40年秦县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县作为中国古代基层的地方行政单位,在赋税征收、民户控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央集权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机构。秦统一后将此制推行到全国,其后的历代王朝皆在此基础上施行统治沿袭这一制度,因此县制是认识王朝国家地方统治机制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再论西夏的地方行政制度

西夏地方行政建置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景宗元昊统治时期为代表,实行监军司一州(城)二级制,主要的地方行政组织有监军司、州(府)、堡(镇)寨等。后期以仁宗统治时期为代表,实行经略司(路)—监军司—地边城司三级制,主要的地方行政组织有经略司、府、军、郡、县、监军司、城、寨、堡等。另外,在农业地区还并行有负责赋税的转运司(路)—郡县二级制。西夏地方行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效仿宋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二是以军统政,军事主导的色彩浓厚;三是因地制宜,在政区级别上适时调整。     

金元首领官制度刍议

首领官是元代中央、地方官府主要属官的统称。其制发端于金代,形成于元代。金代首领官分布于尚书省、枢密院及其派出机构行尚书省、行枢密院等官署,但这些机构的都事等吏职则不属于首领官。首领官系“首领吏员”之义,产生于官吏界限模糊、吏员地位提升的背景之下。“首领官”称谓的出现不晚于金代中期,但至金末才具有制度化趋势。金代首领官的设置大抵局限于中央机构,未及地方官府。元代首领官制度的确立以忽必烈称帝、推行汉法为背景,继承了金代首领官职位,同时受金朝吏制和大蒙古国汗廷必阇赤及地方幕僚制度之影响,都事等升为官职,都目等吏职亦同其一道称为首领官。由此,元代形成了系统的首领官制度。首领官制度对宋代以降的中央及地方僚属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改变了传统四等官制的外在形式及内部运作形态。     

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