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品中有一件静方鼎,有铭文9行79字。从该器的形制、纹饰及铭文来看,当属西周早期。铭文内容或认为与昭王南征有关,对研究西周册命制度的形成也有重要意义。本期刊发了有关介绍和研究文章。     

谈叔矢方鼎及其他

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叔矢方鼎,铭文记载周王在成周举行盛大祷祀,并于祀后召见群臣。这次祀典,可能与北京琉璃河M253所出圉簋等器铭文所记是一件事。M114其他已修复器物,也和琉璃河M253等墓同属西周早期。从已知材料看,M114应不晚于昭王,这与晋侯燮的年代相合。     

静方鼎小考

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内侧有铭文9行约79字。鉴于此器的重要性,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祈请方家指正。与静方鼎铭文的内涵最为贴近的有中方鼎与中甗,可资比较,其关联之处十分清楚。 1.人物相关联:中方鼎与中甗的器主“中”,即静方鼎铭中的“师中”。在中方鼎与中甗里,中奉周王之命南行视察;在静方鼎中,则是静与中同行视察。中方鼎的中在静方鼎中被称为“师中”。一种可能是在中方鼎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救秦戎铜器群的解释

本文重新研究2007年出现的"救秦戎"楚铜器群。器物可分为四组,都属于楚昭王世。第三组的器主楚王酓恷即楚昭王;第一、二两组的器主竞之佱即楚昭王之兄公子启(字子闾),他参加了楚与晋争夺蛮氏之戎的战役而获胜,見《春秋》哀公四年《经》、《传》记载,铭文所记即此事。此事又见于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出土的"救秦戎"钟铭和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荆历钟铭,救秦戎钟铭文称楚昭王为"秦王",信阳长台关之所以出土荆历钟,是因为信阳是春秋晚期的楚申县,而申公寿余也参加了此次战役。此外,文中还附带讨论了救秦戎铜器群与最近发表的清华简《系年》的关系。     

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侯”的周初青铜器

周初燕国的分封既非在武王之世 ,亦非在成王之世 ,而是在康王时期。文献中未有明确言及燕国分封在成王之世的记录 ,也未有周人在这个时期对北土经营的记载。金文中有关西周分封的记载多属康王时期 ,琉璃河出土的记有燕国初封的克、克 ,也属康王时期的器物。其它铭有“侯”的青铜器 ,经分析 ,皆作于康王前期至昭王前期 ,并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静方鼎》的时代、铭文书写者及其相关联的地理、历史

本文系联相关古籍与出土文物,对《静方鼎》进行了考证、断代,认为其年代为西周穆王时期,其铭文书写者为小臣静,并对《静方鼎》所载“省南国”相关联的几个方国的地望进行了考证。     

令簋、禽簋中的“伐楚”问题

令簋、禽簋应为成王即政之后器。铭中所记“伐楚”既非昭王南征荆楚,亦非周公伐奄,而是成王东进所伐中原楚国,其地在今河南滑县东。这个楚国早在殷末周初即已存在,其中一部在周文王时代由鬻熊率领南徙江汉流域,是为荆楚。     

卷首语

1996年4月,在湖北蕲春达城乡发现一处西周铜器窖藏,出土方鼎5件,圆鼎和斗各1件,时代属西周早期。5件方鼎保存完整,上有铭文或徽记,内容相当重要。据本期发衰的李学勤《谈盂方鼎及其他》一文中的研究,认为盂方鼎铭文内容与商王之一的文帝母日辛有关。本期刊发了这处窖藏的发掘简报。湖南宁乡过去多次发现商周铜器,     

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

令方彝的制作年代是学术界聚讼已久的一个问题。在令方彝作于成王之世、康王之世、昭王之世等三种说法中 ,以昭世说最为流行 ,渐有被视作定论的趋向。本文通过对令方彝及其相关铭文与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方彝作于昭王、康王之世的说法存在着诸多矛盾 ,不可遽信 ,唯有成世说不仅可以从宜侯簋、作册大鼎等相关器铭的内在联系中得到认证 ,而且与王姜、太保、明保、伯懋父等人在周初的活动年代相一致 ,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     

也论新出虎簋盖的年代

虎簋盖,1996年8月出于陕西省丹凤县,失器。盖上有铭文161字,所记历日,年、月,月相,日俱全,是研究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关于其年代,学者已多有讨论,一般认为属西周穆王时期,少数学者认为应属恭王时期。我们也对此作了一番考察,结论与目前一般的看法不尽相同,故撰此小文,以就正于大方。     

上海博物馆藏女■方鼎札记

上海博物馆旧藏的一件女■方鼎,对其年代的认定历来颇有争议。通过对商末周初方鼎的比较分析,女■方鼎所体现的商晚期特征比较突出。器内壁铸铭文十七个字,"女■"之"女"字磨沥较甚,过去旧释为"■"有误,"堇"应当读为"勤"。铭文的大意为女■勤于王事有功,在癸日这一天,王赏赐了■二朋贝,为此而作祭器。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作者及其政治态度——兼与陈直、商庆夫同志商榷

所谓《编年记》是指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的一组竹简,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3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长达八十六年的重大事件,对《编年记》的研究已成为秦简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三个问题:(一)《编年记》的性质;(二)作者是谁?(三)     

启尊、启卣新考

本文重新考释了西周昭王时期启尊、启卣铭文以及所见的历史地理,认为启尊、卣铭文分别记述了周昭王两次南行的路线。尊铭记西南行,可能是沿褒水岸边走褒斜道,目的地是汉中;卣铭记东南行,先沿秦岭谷地向东行,中途止跸于山谷而宿,又至于位于蓝田的上侯,沿蓝武道至于均水岸边,目的地可能是江汉平原地区。这两次南行都到了汉水,或有可能都是昭王伐楚的前奏。器主启在事件中担任警跸,因此功劳而作器纪念。     

《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

本文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佚文并参考其他可靠资料,推求《古本》所记西周年代的５个时段的年限,即：１．文王受命一武王伐商１８或２０年,２．武王克商一昭王８０或８２年,３．穆王恭王６６或６４年,４．■王一厉王５８年,５．共和以后７１年,以及未知王年诸王的大概年限,为进一步研究确定西周诸王王年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同时据鲁公年数加以参证,并对《史记·周本纪》所记厉王王年提出质疑,将《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西周王年加以比较。     

三年垣上官鼎校量的计算

传洛阳西工区一带出土的三年垣上官鼎[1],形制、字体均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垣上官鼎相似[2],只是略小一些。其铭文“垣”字和“上官”等字方向差90°,两器全同,无疑是同时的制作。蔡运章、赵晓军两先生已对这件鼎做了很好的研究,现在其基础上略加补充,和大家商榷。凡两先生已论到的,这里不再重复。鼎上第一处铭文是器的藏用者所刻,其文字是:我在小文《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中计算过两器的校量铭文[9],均属韩人所刻,铭文记的“大”、“少”是实测容积比预定的容积大或小。三年垣上官鼎的校量铭文,当系魏人所刻,所记的“大”则是预定容积比…     

冷兵器杂谈

刀剑说刀剑本是不祥的凶器,但即使是圣人,到不得已时也是要用的,古代史的眉批往往便是一部刀剑史。“夫刀剑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后帝,莫不铸之。”据《古今刀剑记》载：夏禹子帝启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泰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日月山川。夏后启在位时,距三代禅让之风不远,这柄剑显然非关忧患征伐,其后启之子太康,以及再后的孔甲,太甲、武丁、西周的昭王莫不铸剑。尤以昭王瑕最为突出,他曾铸五剑“各投五岳,铭曰镇岳尚方”。读《刀剑记》便知秦汉以上,帝王所铸者剑多刀…     

新见吴王馀昧剑铭考证

本文讨论了苏州博物馆新入藏的74字吴王剑铭文,认为器主为吴王馀昧,剑铭所记事件都发生在吴王馀祭之世,同时也讨论了绍兴鲁迅路出土的吴王馀昧剑,指出两柄剑铭所记五次战争并无重合之处。本文认为,《春秋》经传所记载的吴王馀祭在位四年,吴王馀昧在位十七年,是正确的记载。同时,也根据过去学者的研究,再次反驳了《史记·吴世家》对这两位吴王在位时间的误记。最后指出,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裘锡圭先生的提醒,防止不恰当的趋同或立异。     

■方鼎与商末周祭系统

新发现的■方鼎对商末周祭问题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铭文中与周祭有关的内容为:“乙未王宾文武帝乙彡日……在五月惟王廿祀又二。”所载历日为二十二祀五月乙未,周祭为彡祀,被祀先王是帝乙。这条铭文的重要性在于,首先,它明确记载被祭的先王是帝乙,由此可以肯定此铭文属于帝辛世;第二,它记载了完整的年、月、日干支、祭名,这样就有可能将其排在具体的帝辛祀谱中;第三,在黄组卜辞的周祭系统中,武乙、文丁、帝乙是否入祀谱尚无定论,如果此铭文能按照合理的方式排入帝辛祀谱中,就证明了在帝辛时代帝乙同其他先王一样,列入周祭系统。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