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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建立以后,承袭中原历代传统制度,设置史官,建立史馆,负责修史。其史官有两种:一为修注官,专门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其官有起居舍人、修起居注、知起居注、起居郎;一为修史官,根据《起居注》以纂修《实录》等国史,其官有监修国史、同修国史、史馆修撰、修国史等。实际情况见拙作《辽朝史官考》一文兹不重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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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不同于中原王朝传统选官方式,契丹宗戚子弟通过候补郎君在宫中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辽代具有起家资格之郎君除牌印、御盏、祗候郎君外,《辽史·百官志》"北面著帐官"条下同牌印、御盏等局并列,有"本班局",下设"本班郎君"(1)。贵族子弟萧阳阿、耶律仆里笃、耶律适禄、耶律斡特剌、耶律棠古皆补本班郎君入仕(2)。学者推测本班郎君很可能是隶属于诸部落、族帐和院本部的郎君(3),实际并非如此。统和七年(989年)三月"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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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统治者重视文治,设立国史院修史、记注院修起居注。国史院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等职务分工,但国史院和记注院无专官,大都兼有别职。因涉及到国家机密,金朝起居注不甚完备,然而,终金一世,金朝修了多部实录,并两次编撰《辽史》,此外,还有译经所和益正院翻译或编撰一些史书。官方频繁修史,与统治者以史为鉴的目的及丰富的国家藏书密切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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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明代起居注共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它们是研究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只看其《万历起居注》、《泰昌起居注》和《天启起居注》之书名,易误认其是分别记载明神宗、明光宗和明熹宗在位期间全部言行之书。实际上它们只分别记三个皇帝处理朝政的活动,而不记他们在宫内的生活起居。记宫内生活起居者是另外一种今已失传的内起居注。另外,由于明代内阁大学士在体制上不同于他朝之宰相,他们的身份类似皇帝的秘书,因而上述起居注将大学士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而撰写的本章等,也纳入其记载对象之中,这又是一个极易被误解的方面。由于明光宗只在万历四十八年七至八月执政一月余即死去,打乱了明朝新老皇帝交替时从第二年更改年号之惯例,从而造成起居注书名中的年号与使用此一年号的皇帝互有错位,这是明代起居注易于被误解的第三种情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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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唐志》都把古代的史籍分为十三类,《起居注》是其中之一。“起居注者,录记人君言行动止之事。”不言而喻,研究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起居注》是不可缺少的。最早,“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则汉时起居,似在宫中,为女史之职。然皆零落,不可复知。今之存者,有汉献帝及晋代已来《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录。”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记载,汉献帝以后到唐朝的各种《起居注》,就有三十七种。可惜,现在这些《起居注》大都已散失了。对现存的温大雅所撰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创业注》)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对这类史书有进一步的了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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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2017,(1)
女真族建立金朝,由蒙昧而文明粲然,重视历史是其原因之一。金置国史院、起居院、著作局及译经所等编译史书,两次修《辽史》,撰成本朝《实录》十部,纂集《起居注》五部,并且还编有谱牒、玉牒、圣训、奏陈、礼书、会要、日历、行止录、《中兴事迹》、《续通鉴》、《龟镜万年录》等史书,保存有金一代史料,繁荣金代史学。金代修史机构完备,其记注、修史制度上承唐、宋、辽,下启元代,在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修《辽史》与本朝《实录》,又为元修《辽史》、《金史》奠定了基础。金源氏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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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辽史》记载,对辽代皇帝祭祀先祖的行为进行统计,包括辽历代皇帝谒陵、祭庙、奉安石像等行为。辽代为死去的帝后设殿,各有其名,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该帝(后)之庙,故此辽代皇帝谒某殿、至享于某殿、拜御容于某殿,均属于其祭祀先祖的行为,也一并进行统计。通过对辽代统治者进行此类行为的频次、对象、间隔时间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从而试图对影响辽代先祖祭祀活动诸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同时通过统计,对辽代先祖祭祀中,庙祭与墓祭的地位差别,以及先祖祭祀与祭山、祭水等行为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考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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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资料证明,辽朝南面官的结衔总计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功臣号、职、阶、官、散官、宪、勋、爵、邑(封)、赐。职是实职,官代表品级,其他皆为虚衔。官员在职、阶、官、勋四个方面的升迁并不同步,但官与职大致存在对应关系。根据碑刻复原的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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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一般官员奏事,需经中书请旨后牒知■门;直前奏事的官员,则可免申中书,直牒■门。北宋中期以前的记注官不能直前奏事,神宗熙宁四年,张琥凭借记注兼谏官的身份,争取到免牒直前的奏事特权。元丰二年,允许不兼谏职的普通记注官后殿直前陈述史事。南宋绍兴三年,宋廷重申元丰二年诏令,普通记注官稳定地享有了直前奏事的权力,奏事内容逐渐突破史事的限制。隆兴元年,通过左右史胡铨、王十朋的奏请,普通记注官最终获得免牒特权。宋代记注官的奏事权,与皇权、相权之消长密切相关。君主将“二史直前”视作下情上达的“言路”之一,为防范大臣壅蔽,选择支持记注官直前奏事。通过掌管信息通进的■门,皇帝可对记注官直前奏事进行干预,将其纳入可操控的范围之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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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着力探讨了清初起居注官设立以前形成的八旗值月档的形成过程、性质及其与早期《实录》体史书的关系。认为八旗中旗色相同的二旗按月轮番记录制度,至迟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已被延续下来。值月档记载内容,从天聪五年档来看,包括有汗的起居言行为主的后金内部的各类日常事务。这些日录作为档案由书房(文馆)保管,以此为基础由巴克什编辑成专题档册;并和对外文书一起,作为《实录》等史书编纂时的基础资料来使用。值月档久已不存,但崇德元年的《太祖太后实录》,还有顺治年间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与其有着密切关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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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官方制度化的、按照日期顺序记述当朝皇帝言行和朝廷政务的史籍,这种记史体制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先秦的记史理念奠定了思想基础,汉代的"著记"为其前身,而东汉的"起居注"提供了史籍的名称,至两晋形成初步的官方记史制度。从北魏孝文帝定立起居注制度始,北朝的少数民族政权对此做出重要贡献,隋唐主要承袭了北朝制度,至唐代确立了理想化的起居注记史体制。其特点是直接的即时记载,奉从据事直书原则,更具备不许皇帝查看的独特性,这对皇权专制有一定的牵制作用。后来各朝代未能完全贯彻这种体制,但也无法否定唐代所确立起居注制度的合理与正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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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市博物馆藏辽代"女真鹿官户太保印",印文"太保"二字篆刻铸造工艺比较粗陋,以致于存在缺笔现象很容易造成误读。根据馆藏该方铜印材质规格和篆刻铸造工艺,推测是地方低级别官员。"女真鹿官户太保"与《辽史》中记载的"监鹿详稳司"、"监养鹿官"、"鹿人"属于同一管理机构系统。该印铸造时间应是在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前,而且在辽东山地地区发现该印,推测应与辽代部分女真人南迁有一定联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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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院何时兼修史之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翰林学士院(后名翰林院)是出现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个重要中央文化机构。它最初的职掌是起草制诏,后来主管范围日渐扩大,将很多国家文化事业都包括了进去,修史工作即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时,经常要涉及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院兼管修史究竟始于何时?清人的一些著作认为始于明代。如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词林典故》(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2《官制》云:“唐设起居郎、舍人,史馆领在门下。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虽官异翰林而事实相近。至明代官从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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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官与起居注之间的关系,是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明早在立国之前已设立了起居注,“甲辰年三月丁卯置起居注,以宋濂、魏观为之,日侍左右,记言动”,并负有规谏君主的职责:“要在训忠纳诲,改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由于此时明代尚未设史官,起居注还承担编纂史籍的任务,如乙巳年六月,太祖曾命起居注滕毅、杨训文“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吴元年五月己亥置翰林院时才结束。翰林院中的修撰、编修、检讨时称史官,以记事纂史为任。自此,起居注才专司记注起居、规谏君主的任务,②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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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册 ,简称起居注 ,是我国古代一种记载帝王言行的专册 ,由历代帝王的近侍臣工担任记录编撰 ,属于编年类日记体史料 ,也是后世史官纂修正史的主要依据。由于年代久远和封建王朝兴替、战乱等诸多原因 ,历代的起居注册大都已损佚殆尽了。所幸只有清代自康熙朝至宣统朝的起居注册尚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现主要分别珍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处 (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地也有少量收藏 )。 1 984、1 993年中华书局相继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康熙起居注》(铅排本 3册 )、《雍正朝起居注册》(影印本 5册 ) ,受到了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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