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广东通志——《广东考古辑要》之考证

清光绪年间成书的《广东考古辑要》,向来未被方志界所注意,未见列入方志书目。从《广东考古辑要》编修宗旨、篇目体例、分类体例、编纂体例、记述时限、资料来源及考证等方面考察,可以证明其是一部广东通志。考证《广东考古辑要》是一部广东通志,既是对该书体裁的一个研究,也能通过这一考证个例对清代志书体裁作进一步了解。     

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的创设与运作

1932年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一改政府官方主导省志编修的历史格局,借助中山大学优势教学资源,通过志料征访、篇目制定与体例调适等举措,开启了近代中国大学修志的先河。通志馆同人朱希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分歧产生体例之争,随之而来的人事变故使得通志馆的运作波澜起伏。校长兼馆长邹鲁倡导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开创性地将学术研究纳入修志实践,推动了志书的编纂进程,促进了编纂方法与修志理念的革新。民国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创设与运作的曲折历程,反映了社会剧变背景下修志理念、学术思想与人事关系等的交织纠葛,折射出近代方志转型的复杂历史真相。     

于成龙的方志学思想探析

于成龙是清代著名廉吏能臣,十分重视方志修纂,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主持修纂《畿辅通志》《江南通志》《江西通志》等,是方志编纂的中坚力量。他还为多部志书撰写序言,确定义例。于成龙以修志为责任,视为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科学编排志书体例,形成了关于修志方法、志书内容、文本特点、修志目的在内的方志学思想体系。     

清代修志的官方样板——贾汉复修《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体例浅析

清代是我国古代方志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志书的数量、体例的完备、内容的丰富还是修志区域的广度,都超越了前代。其中贾汉复《顺治河南通志》、《康熙陕西通志》更是被康熙帝"颁诸天下以为式"[1],成为清代修志的官方样板,对各省所修通志、府、州、县志有着极大的影响。本文试浅析其体例,以求教于方家,或对我们今天的修志工作有所启示。     

广东三种志书的比较研究

这里所说的三种志书,指的是黄佐的《广东通志》、郭棐的《粤大记》和阮元的《广东通志》,是广东最有代表性、最重要的三种史志书。黄佐是位献学家,一生枕经籍史,除《广东通志》外,还主纂《广西通志》,纂《香山县志》、《罗浮山志》、《广州府志》等志书,对方志的编纂很有心得,故《广东通志》体例比较合理,所收史料宏富,是广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志。     

一词多义说“通志”

“通志”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可以是郑樵的《通志》,可以是明清以来省志的专称,可以是志书编纂的一种体例。通志作为省志的专称,也是一直在使用。对以贯通古今体例编纂的方志,以通志称之,也已为志界认可。还有一些以通志为名的专史、专志,也大量存在。就方志而言,通志贵“通”,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方能因时创新,延续传统。     

略谈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

章学诚是我国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他年轻的时候,就参与编修志书,“屡膺志乘之聘”,一生中编修了《永清县志》、《和州志》、《毫州志》和《湖北通志》等多部志书,积累了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同时,章学诚对康海《武功志》等名志,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诸如方志的源流、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等等,使方志编纂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前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不愧是我国古方志学的集大成者。这里,仅就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的主张,作一些探讨。     

论阮元《广东通志·谪宦录》之得失

与前五部《广东通志》及谢启昆的《广西通志》相比,清道光年间阮元纂修的《厂东通志·谪宦录》在谪宦的体例、谪宦的类型、谪宦对象的确定、谪宦地域的界定以及对文献的考辨、补充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但对广东历代谪宦的收录不全却是该志谪宦录的严重不足之处。     

戴璟及《广东通志初稿》新评

戴璟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编修的《广东通志初稿》,是首部广东通志。关于戴璟及《广东通志初稿》的研究并不多,其在广东方志发展史上的意义与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本文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并通过对戴璟其人及《广东通志初稿》编写经过作进一步梳理,由此分析该志在体例、体裁、资料选用方面的特点,阐述《广东通志初稿》的文献价值。     

清代通志序跋研究

序跋是地方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不少关于方志定义、性质、渊源、特点、功能、体例、内容、资料来源、编纂方法、志书评述等方志理论问题的探讨,凝结修志实践经验,是研究方志发展史和方志理论的重要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以清代通志序跋为例,着重考察其中反映的方志是什么、为什么修、修什么、怎么修等方志理论问题,并从序言篇数、主要内容、行文记述等方面,对新方志序言撰写提出若干建议,希望对方志理论研究和修志实践有所裨益。     

浅述方志的体例及篇目问题

编史修志首先要确定一个完备的体例。体例是发展的,新方志体例要不断创新。根据体例拟定篇目是编纂地方志的重要环节。科学合理的体例、篇目的形成,要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召开《新疆通志》简志（1986～2005）篇目大纲论证会

2007年7月3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邀请了10多位修志经验丰富的领导、专家,召开首次《新疆通志》简志(1986~2005)篇目大纲论证会。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崔书杰到会并讲话,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武星斗、迪木拉提.木沙、刘星等参加会议。与会人员论证和研讨了《新疆通志》简志篇目大纲,认为《新疆通志》简志篇目大纲设置比较科学,纲目衔接紧密,体例完备,布局合理,基本涵盖了新疆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对篇目大纲中存在的部分篇目结构、门类划分、卷篇字数不尽合理等问题提出了修…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二轮志书篇目设置刍议

志书篇目是方志体例的具体体现和实际运用。篇目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体现特色,直接影响到志书的质量．因此篇目设置历来被方志学家和方志编纂者所重视。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家李泰橥（《方志学》作者）认为：“纂志之道固多,而门目标题则为首要”。瞿宣颖（《志例丛话》作者）也提出．一部志书的优劣．“但阅其门目,     

略谈志书篇目结构及其整体性

篇目 ,在旧志书中称为“门类”、“门目”。它反映了志书的结构和内容 ,是志书体例的具体化 ,方志学家历来对此极为重视。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提出修志应回避、忌讳的八种现象 ,即把“忌条理混杂”列为八忌之首。李泰在《方志学》中曾说 :“纂志之道固多 ,而门目标题 ,则为首要。”瞿宣颖在《志例丛话》中也说 :“夫志之佳恶 ,不待烦言 ,但阅其门 ,便知其有鉴裁之力”,“故欲精志例 ,先求分目之允。”篇目是志书总体设计的框架。一部上乘志书的篇目 ,应全面、科学地体现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志书篇目网络着志书的…     

二轮修志实践要“四化”

方志理论博大精深,传承修志千年不衰,自有其独特的体例和系统的学科理论。在二轮修志中,编修者应该用方志基础理论指导编修实践。笔者认为,修志工作者应根据方志的基础理论,在实践中切实注重续志理论的“四化”：即篇目设置规范化、资料处理技术化、书写内容条理化、文字表述志体化。     

方志浅谈

五、方志的体例方志经过长期发展,体例日趋完备。乾、嘉之际,章学诚集历代方志体例之大成,提出了著名的《方志立三书议》,从此,方志体例有了一定规范。方志的体例,不但与地记、图经、区域志等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且深受史书传统的影响。我国史学发达,史书体例多样,对方志例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编年、纪传二体,此外,尚有政书体和文选体。编年体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叙事,《春秋》开其端,《左传》、《资治通鉴》及历朝实录均属此类。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有本纪、列传、表、志等,《史记》开其端,二十五史均属此类。政书体以典章制度为重点,有典、志、考、略等,《周官·六典》开其端,《通典》、《通志》、《通考》以下“十通”及各朝“会典”、“会要”均属此类。文选体以诗文为范围,《诗经》开其端,《昭明文选》、《文苑英华》、《文鉴》、《文类》均属此类。     

关于第二轮志书质量若干问题的思考

第二轮志书无论在篇目框架体例结构上或者在资料的选录和运用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二轮修志中某些单位编纂的志书粗制滥造,急于出书,有的方志工作者打着所谓创新的旗号,搞“新创”。方志界应克服浮躁、趋时不正之风,下苦功夫编好志书。那些已经参照享受公务员待遇的方志机构,必须认清地方志机构是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方志学术研究部门,应把编修志书作为第一要务、主要工作,其重心应放在地方志编纂和地方志学术理论研究上,地方志机构不应行政化。     

从《湖北省志》看章学诚的省志编纂思想

章学诚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将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修志实践,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要求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主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本文以《章学诚遗书》为据,以《湖北通志》为基础,对章学诚的省志编纂理论作简要探讨。     

论邬庆时的方志思想

邬庆时,民国著名方志学家。在抗战军兴之际,修志不辍,著有方志专著《方志序例》,修有民国《番禺县续志》、民国《宝安县志》、民国《高要县志》等志书近十种。提出为保全民族文化的命脉计,志书"不惟不可不修,且不可不急修";创新修志的方法,尝试"三不四最"法;因应时代的要求,对方志的体例、内容及表现形式不断进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