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乌桓传》“氀毼”考

<正>乌桓，或作乌丸，是我国秦汉时期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原与鲜卑同属东胡部落。《后汉书·乌桓传》载乌桓“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三国志·魏书·乌丸传》注引王沈《魏书》则云乌桓“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2))。看来“氀毼”作为乌桓特有的织物，已早为史家所关注。但有关乌桓的传世文献甚少，氀毼与缕毡是否为同一织物，氀毼究竟为何物，历代史家见解不一。     

浅析唐代循吏的评价标准——以《旧唐书》、《新唐书》为研究中心

循吏和良吏都是历史上官吏中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起,以后各正史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旧唐书·良吏传》记载良吏49位,《新唐书·循吏传》记载循吏25位。本文通过对这些良吏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功绩进行分析,力图探寻唐宋时期良吏的评价标准。     

《宋史·李涛传》载“郇王十一世孙”考辨——以两《唐书》墓志对比为中心

<正>李涛为唐朝皇族之后，一生仕宦历经五代宋初：后汉拜相、后周封莒国公、宋初拜兵部尚书。其子孙多入仕于宋，为当时显赫的仕宦家族。关于其祖先，《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¹中均无载，《宋史·李涛传》²记为“唐敬宗子郇王玮十一世孙”。³由于唐朝皇族后裔的身份对李涛家族入仕发展增益颇多，故其后世子孙在墓志中也提及其为唐朝宗室之后的身份以显尊荣。⁴目前，学界在对李涛五世孙、六世孙的研究中⁵,     

南宋经界法中的“打量”——关于是否实地测量的讨论

<正>20世纪80年代，何炳棣提出了一个革命性观点：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组织过全国土地丈量，官方掌握的农田数字是土地所有者自己陈报的，官文书中的“亩”只是纳税单位，其数量不代表实际耕地面积。最主要的证据是对南宋经界法和明初鱼鳞图册的全新解读。⁽(1))针对“明初全国各地履亩丈量绘制的《鱼鳞图册》根本不是史实而是‘传奇’”⁽(2))这一观点，明代社会经济史大家栾成显做出了强有力的辩驳。⁽(3))最近栾成显又撰文讨论南宋经界法，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     

乾隆帝生母姓氏问题再探讨——从一则新近档案说起

<正>众所周知,关于乾隆帝生母为汉人的流言从清中叶起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也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关注与讨论。晚清时期,旗人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中即有“辩诬”一节,否认了雍王府邸“以女易男”送还海宁陈氏的说法。⁽(1))其后,孟森和郑天挺均著文驳斥了乾隆帝为海宁陈氏之子的论断。⁽(2))如孟森所言,“高宗对海宁陈家之态度,足以觇流行语之无一可信矣”。⁽(3))郭成康也对高阳和庄练所提出的乾隆帝生母为热河李氏的说法给予了驳斥。⁽(4))     

两汉刺史“居部九岁举为守相”考

<正>以刺史监察郡国,是两汉官僚制度中一项重要举措,顾炎武曾誉其为“百代不易之良法”⁽(1))。关于汉代刺史及刺史制度,目前已有诸多讨论。⁽(2))不过其中一些具体规制仍有待辨析,如刺史迁转中的“居部九岁举为守相”问题。这一规定最早见于《汉书》卷八三《薛宣朱博传》: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     

社会不平等与集体性权力：舞阳贾湖史前聚落的社会形态研究

<正>一、引言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图一)，面积约5.5万平方米，以贾湖文化遗存为主，年代约为9ka—7.5kaBP，亦即距今约9000至7500年。贾湖遗址第一至第六次发掘资料公布于报告《舞阳贾湖》⁽(1)),第七次发掘资料公布于报告《舞阳贾湖(二)》⁽(2))，第八次发掘资料暂以简报形式部分发表⁽(3))。     

《文心雕龙·史传》与《世说新语注》缺载范晔《后汉书》原因蠡测

<正>范晔《后汉书》(以下简称“范书”)是关于东汉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书，历来为学者重视，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作为一部后出的东汉史著述，范书从成书到跻身“三史”,其传播和地位历经了一个过程。⁽(1))而在范书的早期流传中，刘勰与刘孝标对于范书的缺载值得注意。一、二刘对范晔《后汉书》的缺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有一段关于汉晋史书的总结，其文曰：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中的农村人口迁移问题——以墨西哥为例

<正>中国拉美学界认为,拉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外源性现代化,⁽(1))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具有很大差异性,但由于共同的殖民地经历,在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方面,⁽(2))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3))也可以理解为一定的趋同性。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70—1930年的初级产品出口阶段、1930—198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4))现代化道路拟解决政治、经济、     

唐代循吏类别研究——以《新唐书·循吏传》为例

《新唐书·循吏传》记有循吏十五位,加上附入传者共二十五位。本文在简要分析其立传意义及循吏辈出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举典例对这些循吏的事迹进行分类归纳,从而重现循吏的形象,探究他们使百姓不忘、君主常念、后世景仰的内在原因。     

循吏理讼

循吏是封建时代地方官吏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后,2000多年间,生平治绩能被国史载入《循吏传》,一直是地方官员的热切向往和期盼。汉宣帝曾动情地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这里提出的“政平”、“讼理”,既是中央王朝也是小民百娃对官员治绩的最佳期望值,更是史官选择《循吏传》的一个硬务件。所谓“政平”,即办事公平公正,使社会安定祥和。所谓“讼理”, 即及时依法判理诉讼,而无冤滞。“讼理”是“政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平”的重要途径。历代的循吏们,都将“讼理”作为施政的一个     

“庶民研究”在拉美：对一种印度史学理念的跨文化考察

<正>1982年,任教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主编的《庶民研究》第一卷出版,标志着后来蜚声世界的“庶民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正式登上国际史坛。此后,《庶民研究》连续出版12卷,直至2005年宣告结束。⁽(1)) 实际上,《庶民研究》尚在陆续出版之际,其影响就已经超出了印度,在世界范围得到传播。⁽(2)) 其中,拉丁美洲知识界对它的认同和接受尤为热切。拉美学者认为,     

神圣罗马帝国与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国际关系史编纂

<正>“这个国家过去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现在还是这样称呼,但它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什么帝国”。⁽(2))以上是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这一表述未必是伏尔泰的本意,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曾承认,“德意志帝国是法国最强大的邻邦”。⁽(3))但上一表述流传甚广而成为“共识”,从而遮蔽了神圣罗马帝国在中欧以及欧洲历史上的地位和角色。⁽(4))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伏尔泰论断”,     

李清《明史杂著》小议

<正>李清(1602-1683),字心水，一字映碧，扬州府兴化人，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一生留下史学著作三十余种。其中《明史杂著》一书(又名《明史论断》),后世记载乏少，版本稀见。李清四世族孙李详“核之家传及县志艺文，俱无此目”,该书亦“为修《明史》者所未见”。¹所幸清初宛平王熙藏有旧抄本一部，此书方得以流传。此后一直到清末，缪荃孙才在其《艺风藏书续记》中做了三十余字的简单记载。²该书是一部学术札记，不标卷数，     

志传记述理应追求戏剧效果

当我们认真翻阅少数新编方志人物传(以下简称“志传”)的记述内容后,用“味同嚼腊”、“不忍卒读”去形容我们的感觉并不算过分.时下.志界同仁大都为志传的“履历式、鉴定式、悼词式、平面式”记述而感到尴尬,却又在这一模式的突破上举步维艰,或曰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中外历史上“正史”中人物传记(以下简称“史传”)追求戏剧效果的做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正史《西域传》的西域地域范围演变探微

自《史记》开始,记载西域的国家、部落就成了各朝正史必不可少的章节。在二十四正史中,以《西域传》为名对西域各国、各部落史料记述的有七部,分别是《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北史》《新唐书》《明史》。这些正史的编纂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和西域知识及政治版图的属性,对西域的国家和部落做了或详或略的记载。随着中西方交往的不断加深,作为正史的《西域传》也必会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特点。     

中国近代史家赓续传统的三条路径

<正>清季以来，政治、学术、文化、思想诸领域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新旧对峙。新学对旧学的挑战激起旧学各方的应对，接连不断的以“新”或“现代”为名的各种学术文化运动，又加剧了新旧之间的紧张。就历史学而言，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已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至1933年朱谦之创办《现代史学》杂志，仍声称“对于过去的史学也不惜取批判的态度”。⁽(1))更有甚者，讽刺旧史家“妄自倨傲，旁若无人，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之鼓吹，与文化史家之新运动，均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旧的观念仍牢不可破；但现在已完全暴露其落后性，而不为时代所容，甚至有危及史学本身存在之虞”。⁽(2))这种新旧对抗视角下的学术观察与叙述，虽也道出了事实的一个面相，却可能忽略了近代与传统之间至关紧要的关联。传统确曾一度“零落成泥碾作尘”，但它没有消亡，而是以一种强大的惯性形塑了近代。如福柯所言，传统让我们可以“毫不间断地追溯着对起源的永无止境的确定”。⁽(3))那么，传统是如何进入近代史学的？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萌发与成长中，传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何以让“...     

从史学角度观察中共二十大

<正>李大钊说：“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1)) 也就是说，要洞察现实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过去的历史。胡适则将这一研究思路，形象地比作“祖孙的方法”。此种方法从来不把事物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而把它视为“历史”的一个“中段”,“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2)) 这个方法也为我们观察中共二十大，并通过它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个思路。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