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朝“重北轻南”战略的失误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统治者实行的基本国策会对政权的稳固产生重要影响,任何一个王朝的兴衰必然有其特定原因,历史上从没有不衰亡的帝国。唐王朝的衰亡,"重北轻南"政策是重要原因之一。     

古格神话仍在讲述

上个世纪前叶,意大利藏学家杜齐以一个学者的思维与视角对古格进行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察”,面对古格辉煌的历史和困顿的现实,他作了如上乐观的预言。杜齐感受到的反差或许不仅来自历史与现实,也源自对固有的地理感知的颠覆。事实上,古格并不像人们想象那般荒蛮、偏远,它的古代建设们曾经拥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和一条丰富的交流渠道。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

历史教育思想是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传统史学功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从现实和科学的角度关注历史教育,从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历史教育和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问题.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反映了他对于历史科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指导意义.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全球视野下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美国著名史学家欧内斯特·R.梅

欧内斯特·R.梅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多个学术领域都贡献了开创性的成果,包括美国对外关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冷战史、历史与决策等,而美国对外关系史与外交决策研究是其倾一生之力的专业领域。他打破了现实主义学派依赖美国政府单一档案的桎梏,强调多边档案和多元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欧内斯特·R.梅重视从美国国内因素来探求其外交行为的动因,主张将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公众舆论特别是舆论领袖的作用受到他的关注。他提倡历史研究为现实决策服务,通过历史案例,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对外政策制定紧密结合起来。欧内斯特·R.梅及其学术研究不仅推动了20世纪下半叶美国外交史从现实主义向国际主义的转向,而且对应用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地方与大历史

习惯性地,我对作家描述的历史保持瞀惕。但是阿来的《瞻对》我读不到三分之一就忘记了应有的警惕。随着他的叙述一路读了下去。在阿来的叙述里。历史与现实时时交汇,也不知是历史不停地投射在现实,还是现实不断地在重复历史。现实中的某些事情不仅是历史重现,更多是历史的因果!弄清了历史,才能明白现实。历史总是发人深省。而现实中的人们却总是忘记历史。     

《左传》神异预言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左传》历史叙事中夹带大量带有神异色彩的预言。此类预言,是《左传》历史叙事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继承并体现了夏商至于战国时期宗教迷信思维与历史思维间复杂的纠结。在《左传》史学叙事中,这些神异预言成为历史因果和道德教训阐释的表达方式。其后,宗教性思维与事实陈说及道德史观更深入地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的一个突出特色。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史学价值观刍议

“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是毛泽东在1956年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的。可以认为,这是作为一位熟读史籍,通晓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对史学价值,特别是史学社会价值的高度概括和基本定位。 一 毛泽东“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的这个论断,是他在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古人的活动构成历史,历史的赓续仍为现实。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过去、现在,将来如源如流,不     

塔西佗史学初探

作为帝国早期罗马社会的现实产物,塔西佗史学具有深远宽泛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浓烈复杂的政治伦理意蕴:政治观对其史学创作产生了深重影响,撰述旨趣则与其现实隐忧息息相关。在道德史观与道德目的的意义上,塔西佗史学体现了严格的社会批判精神,并进而形塑了其凝重简练的历史叙事风格。塔西佗史学集中体现了西方古典史学的某些共性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历史。     

历史和史学的全球化:特征与挑战

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潮流曾深深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思考和历史写作一样,苏联解体(1989—1991年之间)和冷战之后变化了的政治格局给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中预言,在苏维埃共产     

“衰亡史鉴”与晚清社会变革

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戊戌年前后,"衰亡史鉴"主要强调"变"和"尊新"。但那时,论述衰亡史著的数量很少,反响也极其有限。庚子年之后,几十种衰亡史被编译出版,极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然而,在传统的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史鉴方式影响下,维新志士往往将"衰亡史鉴"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并将其作为自己变革行动的依据。此时,"衰亡史鉴"分别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史学界关于西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研究的述评

西罗马帝国的最终命运如何?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在帝国是否衰亡的问题上,先后有中断说、连续说、转型说、晚期古代说出现,在过去的几年内,中断说又重新高涨;在衰亡的原因上,则有自然衰败说、偶然说、综合说、地理位置说、自杀论等多因素理论,以及涵盖社会各个方面的单主因论等;在蛮族与罗马的关系上,有入侵说、征服说、迁徙说、收留说、融合说等。在蛮族进入罗马产生的影响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分歧;西罗马帝国的命运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学科发展、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时代发展以及民族观念等都深深伴随着该问题探讨的全过程。     

陈翰笙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陈翰笙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以唯物史观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相互联系的观点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辩证地看待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演进。同时,他将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置于研究的中心,以经济区域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获得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他力图发挥史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功能,使历史研究对科学地认识现实有所贡献。对其史学观念和方法论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术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

良渚文化的兴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良渚文化早期在水利设施方面的投入,为良渚文化的快速崛起创造了物质条件,而良渚文化中晚期水利投入的荒怠导致了它的衰亡。     

浅议韩偓《翰林集》艺术风格之细腻蕴藉，情韵悠长的特点

韩偓是晚唐五代之际政坛的重要人物,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韩偓的《翰林集》反映了晚唐五代之际广阔的社会现实,真实地记录了唐王朝最后衰亡的过程。本文就艺术风格中的一点,细腻蕴藉情韵悠长的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狂飙式的运动,潮起潮落,又同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的升沉息息相关。     

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

1905年12月8日,湖南青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他的死是在悲悼一个民族精神的衰亡。他的死是要他的同胞、要我们这个民族在人格上站起来。他死了,但他是用他的生命为民族的新生催生。他的死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历史问号。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湖南曾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短暂,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几个人中,谭嗣同(33岁)1898年被慈禧太后砍头,宋教仁(32岁)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黄兴(42岁)、蔡锷(34岁)则于1916年相继病死,唯有陈天华是自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抵御执政风险的思想与实践

执政风险是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首次从执政党角度提出了风险的概念。他正确判断出党的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科学分析了引发闹事问题的矛盾主导方面,提出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练好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内功。这些重要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抵御执政风险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